希里芬與陸軍組織架構
1898年時，帝國陸軍經過10年的擴張，從18個野戰軍增加到20個，師級單位由37個增加到43個；戰爭動員後的兵力可達到2,746,300人，包括現役、後備、後備替代、國民兵I與II級、地方民兵I與II級所有部隊。
希里芬於1891年接任參謀總長時，參謀本部全體成員超過600人，分成在柏林的本部與野戰部隊軍、師級參謀部兩大機構。柏林本部的組織架構為：
參謀總長之下為中央處，與4名副參謀總長。中央處由正副總長、副官、與秘書組成，職權為行政管理、公文流程、各項任務執行之監督。
3名副參謀總長主管「主要部門」，下轄5個處，19個科室。第一、三處主管情報，調查德國東、西、南方向鄰國軍情。第二處包含動員與鐵道單位。第四處負責參謀現調與戰爭學院。第五處為軍事史研究。
1名副參謀總長主持「科學事務第二部門」，下轄5個處，專責地圖測繪等業務。
參謀本部體系的高度同質性表現在兩個層面。首先，柏林本部與部隊參謀部之間，雖然彼此加以區隔，但透過輪調的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野戰軍與師的參謀長，都經過戰爭學院與本部的訓練，透過參謀現調、兵推、與演習不斷提升其專業素養。儘管陸軍規模不斷擴大，指揮與管制仍掌握在彼此熟識的參謀軍官手中。其次，參謀軍官都是從每屆戰爭學院畢業生中選拔出來，並在兵推對抗中接受過測試；兵推分析的流程架構不斷地重複灌輸到這些軍官腦中，成為一種共同的制式思考方式。第三，不論在本部或部隊參謀部，任務的執行都由現代官僚體制運作方式規範，高度正式化、科層式、與集中化。
建立於1867年的軍管區，在戰爭動員計畫中扮演整合性機制的角色；到1899年，已有超過300個動員兵站內建於帝國陸軍的軍級架構下。以柏林軍管區為例，轄區內共有4000名退伍軍官、4000名非現役軍官、900名醫官、以及25萬名士官兵。主要的管理工作由數名現役中尉、上尉擔任，包括區內兵力清單的造冊、動員時所屬單位的安排、以及年度召集的規劃。每一名被動員男子，將根據年齡分配到現役、後備、國民兵、或地方民兵單位，這些單位隨即編組為戰時動員的各梯隊。1896年實施兩年兵役制後，軍隊數量更加龐大，尤其是大批後備役兵力，因此將動員過程加以簡化。動員令在平時就已準備完成，每年加以更新，上面有每一位後備人員必須報到的時間地點與單位名稱。
1899年時，動員後的兵力組建成6個軍團，由現役與後備役單位混編而成。例如，第3軍團包含4個野戰軍：3個現役軍（薩克森第12、14軍與普魯士第11軍），1個後備軍（薩克森第12後備軍）。這些單位之間在人員與結構方面都有密切的連結。1914年一戰爆發時，被召回擔任第3交通區域總監的退休將軍，隸屬第3軍團司令部。在他前往位於德勒斯登（Dresden）的指揮部上任之前，先到位於柏林的第3軍團司令部報到。這位64歲的將軍發現他認識司令部所有主要領導人：司令豪森（Max von Hausen）曾是參謀本部時的同事，軍團參謀長則是他於1901年擔任第39師師長時的參謀長。由於輪調制度執行的徹底，領導這個龐大陸軍的少數菁英之間，彼此都有充分的相互認識。
希里芬的軍事教育理念
最早從1890年代早期開始，純理論的教育就已受到忽視。這段期間戰爭學院的三年課程持續向技術的訓練接近，遠離一般性人文教育。軍事科學課程包括：戰術與參謀作業、軍事衛生學、武器操作、軍法、要塞與碉堡、軍事地理學、數學等必修科目。有批評指出，由於過度集中於技術專業，結果訓練出視野狹隘的軍事官僚。國際關係理論的守勢現實主義在分析一戰起因時，就不加思索地採納這些批評，想像出歐洲軍隊成為僵化的軍事動員機器，一旦啟動就直撲戰爭的宿命論圖像。這個錯誤觀察的影響是深遠的：誤以為戰爭的爆發是軍人挾持文人政府所致，而未見事實上是不知戰爭破壞力可怕的愚昧政客，將軍隊與整個國家帶到萬劫不復之地。與其說這些理論幫助理解衝突的發生，並提供避免的可能性，不如說正是這些錯誤的概念成為戰爭的根源。近年來炙手可熱的「修昔底德陷阱」就是這類偽科學的最新力作。
軍事體系中對軍官選拔的標準也出現分歧。德皇威廉二世不斷強調，年輕軍官要具備技術與科學的能力，但戰爭部高層保守的將領則要求維持軍官團的階級同質性。最後是德皇的堅持勝出，參謀本部的立場與德皇一致。1902年的軍官進用條例中，規定僅需要滿足擁有中等教育卒業文憑的要求，即可成為軍官團的一員，不再需要來自指揮官的保薦書信。從1890到1912年，新進軍官中擁有中學文憑的比例，從35 %上升到65 %。國防預備幹部學校課程的現代化也反映了這個趨勢，預校學生佔了新進軍官的40 %。希里芬的用人標準完全不受自己貴族出身的影響，他致力於將陸軍中最優秀的人才網羅到身邊，絲毫不在意他們的出身背景。1890年代晚期，參謀本部最核心的動員與鐵道部門中，中產階級出身的軍官佔了大多數；10年之後，整個參謀本部的成員有七成來自中產階級，並由這些軍官牢牢掌控著專業技術部門。
希里芬對戰史研究的高度興趣與老毛奇相似，但又更全面一些。老毛奇時代專注於研究普魯士參與的戰爭，希里芬則認為參謀軍官必須認識整個歐洲範圍的軍事歷史。在他退休後還寫了一篇《坎尼會戰》（Battle of Cannae）的重要論文，將迦太基的漢尼拔（Hannibal）於西元前216年殲滅羅馬軍團的勝利視為包圍戰（Kesselschlacht）的最高境界。他將軍事歷史部門擴大，包含古代戰史與現代戰史兩個單位。為了鼓勵軍官發表軍事研究文章，他在本部原有的《軍事週刊》外，又創辦一份《軍隊領導與戰爭科學季刊》。這些刊物上發表的文章，至今還是研究德國軍事思想的重要文獻。
現代戰爭不能缺少精確的地圖，而這是希里芬的第二項愛好，他的每日工作總是從參謀本部的地圖室開始。所有陸軍參謀都在戰爭學院受過紮實的地圖測繪訓練，但並非所有人都成為地圖專家；希里芬進入參謀本部的第一個單位，就是地圖測繪部門，他甚至親自參加了兩年的實地測量，對地圖測繪技術的進步如數家珍。專責地圖測繪的科學業務第二部門，雖然每年只接收獲選戰爭學院畢業生中的四分之一員額，卻是本部人數最多的單位，主管為少將官階，直接向希里芬負責。該部門製作的地圖精度不斷提升，並且每年定期更新。
參謀軍官的考核在希里芬時代更為嚴謹。每年秋冬季不適合進行戶外考察的時間，就實施戰術問題測考。年輕的中尉、上尉要書面回答多次測考的題目，部門主管負責收回試卷，由希里芬與高階參謀共同閱卷，並在沙盤或地圖室召集所有軍官進行討論。之後還有5、6月間的期末測考，其成績直接影響年輕軍官下一年的職位。參謀本部也進行自己的兵推測驗，部隊參謀部則複製本部測驗的方式，在軍、師級單位進行考核。團級單位，甚至騎兵，都在秋冬季實施兵推的考核。
春夏季則將兵推演習活動移到戶外舉行，時間為4月1日到11月1日。1891年前，參謀本部一年舉行一次參謀現地調查，到1899年一年兩次現調已成為常態，分別在6月與10月。希里芬任內共指揮了31次，16次在西線，15次在東線。此外還有一種新的行政參謀現調，是後勤、補給、與運輸的兵推。希里芬還另加上一個要塞現調，測試戰略據點攻防戰術。威廉二世時代的秋季陸軍大演習有三個主要功能：一、這是每年一次可以與海軍艦隊演習相抗衡的公開活動，有預算爭取上較勁的意味；二、這個演習開放給國外軍事觀察員參觀，有某種程度的嚇阻效果；三、透過大規模演習來檢視戰爭動員的成效。
戰爭計畫的制訂
1894年時，鐵路部門已成為戰爭計畫制訂中支配性的角色。德軍對俄國動員速度很慢、法國動員速度較快的判斷，主要就是基於鐵路建設的狀況。法國輻射狀的現代鐵路系統，正與俄國落後稀疏的網路形成強烈對比。德國戰爭計畫的設計者，從法、俄兩國動員速度的差異中，看到了兩面作戰獲勝的機會窗口：在德國鐵路系統可支援的情況下，先擊敗西線動員較快的法國，再將部隊轉運至東線擊敗俄國。
1897年時，俾斯麥在1870年代早期規劃的鐵路系統已接近完工，軌道總長達51,500公里。這些鐵路仍處於公、私營並存，普魯士、薩克森、巴伐利亞、符騰堡各邦所有的混合制度下。1893年新的鐵路管理條例賦予參謀本部在新建路線與設備採購上重要的決策權。當時，帝國鐵路體系分為21個管理處，各自擁有相當的自主性，是一個分權的體系。以新管理條例為依據，參謀本部指揮的軍民聯合鐵路幹道指揮部，就近設於管理處所在的城市；在大多數情況下，也是各野戰軍司令部所在地，強化戰時對鐵路的徵用效率。本部鐵路部門的負責人，則出席帝國議會預算聽證會，討論鐵路的戰略角色，作為整個國防法案的一部分來參與。1904年時，全國軌道總長增至56,300公里，擁有20,000輛鐵路機車（火車頭），法國則有12,000輛，俄國只有10,000輛。
戰爭與技術間關係的演變，讓希里芬感到強大的急迫感，德國必須在技術上取得決定性的優勢。首要的改變，是德國時區統一的問題，因為這對鐵路調度有深遠影響。早在1889年，軍方就向帝國議會要求採用全國統一的標準時間，但被各種利益糾葛的議會否決。1891年，風燭殘年的老毛奇對議會發表最後一次演說，再度以國家安全為由籲請統一標準時間，才終於得到議會同意。
第二個改變是參謀本部鐵路部門的重組。雖然在1891年時本部鐵道部門是戰時鐵路使用的最高主管機關，但其主官只有少校官階，比團長還低，希望得到晉升的軍官只有辭去這個職位。而各地的鐵路幹道指揮部，則是由科學事務第二部門臨時派出的中尉擔任主管。1894年，希里芬開始進行組織改造。首先將鐵路部門升格，增加更多人員，主官由中校擔任，管理所有幹道指揮部。每個幹道指揮部涵蓋一個民間鐵路管理區，由位階相當的軍、民官員各一人主管。通過複製本部與部隊參謀部關係的方式，鐵路部門的軍官事實上被垂直地整合進帝國鐵道官僚體系之中。這些參謀軍官在柏林之外各地區的鐵道管理部門工作，利用軍民聯合委員會來監督戰爭計畫中關於鐵路徵用的工作，協助演習時的部隊運輸，合作規劃鐵路系統的未來發展。
作戰層次的三個基礎要素，也完整地套用在戰時鐵路運輸計畫中：運量（兵力）、空間、與時間。鐵道系統決定運量，列車班表決定空間，信號系統則決定時間。鐵路運輸計畫的技術特質因此形塑了參謀本部的組織文化：畫一性、可靠性、與可預測性。由於鐵路是互相連結的完整系統，關於單一幹道指揮部的運輸計畫可提供瞭解整個作戰計畫的線索。因此鐵道部門的兵推記錄，從1890年代末起都列為機密等級。
戰爭計畫（正式名稱為部署計畫，屬於作戰層級，故也稱作戰計畫）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階段：動員。後備役人員、馬匹、武器、補給、彈藥運送到個別的動員兵站，也就是他們隸屬的部隊單位。再從該地前往鐵運裝載點，或稱為軍隊集結站，1914年時共有31個。這個階段中，各野戰軍司令部必須與戰爭部緊密協調。第二階段：鐵路運輸計畫。幹道指揮部與其下各支線辦公室充分協調合作；裝載完成後，人員、馬匹、物資、武器與彈藥都留在車上，直到距邊界不遠處的卸載點。在主力部隊運動之前，事先安排的加強騎兵與步兵單位先行抵達，負責防禦邊界附近的鐵路、城鎮、與要塞。瓦德西對先行部隊的進駐十分重視，動員前準備階段的設計，就包含這部分兵力調動的加速。第三階段：部隊由鐵路卸載點向邊界集結。第四階段：兵力部署。
希里芬與老毛奇一樣，自己撰寫大部分的戰爭計畫，並與鐵路與動員部門密切合作。計畫制訂的時程如下：每年的冬季開始，11月1日希里芬將「部署指令」交給鐵路與動員部門的IIA科。這只有一頁的文件，以非常清晰精確的文字，說明兵力大小與邊境集結區域。根據這些資訊，鐵路動員主官準備鐵路運輸技術方案。他負責完成希里芬作戰概念的可行性報告，包括特定運輸幹道的使用，裝、卸載站與列車班表，並加入將野戰軍由一條鐵路幹道轉運到另一條幹道的應急方案。這些技術文件被送回給希里芬，所有的細節都精確而完整地列表，讓希里芬可以據此設定作戰目標。接下來，從12月到2月，舉行一系列的兵推來進行驗證。
在鐵路與動員部門進行的兵推，都是持續數週的序列兵推，經常會加入新的問題來進行反覆驗證。與此同時，該部門的參謀持續改良鐵路運輸計畫，以達到最大運量。當時正常的民用鐵路運輸，在使用幹道時速度為每小時30公里，支線則為每小時25公里。軍方鐵路運輸計畫中，全部統一為每小時20公里。整個作戰計畫執行的基礎，就是這15到20天的時間內恆定的運輸速度。值得一提的是，由於第三度空間的空中武力尚未出現，這個時代能夠干擾軍隊動員集結的，只有騎兵部隊，因此在德、法兩國的作戰計畫中，都預先規劃了針對敵方動員集結的騎兵先制破壞行動。由於這些輕騎兵行動迅速，在正式宣戰之前可能就已經越過國界攻擊，結果變成交戰雙方都不宣而戰的現象。
經過密集的兵推、可行性驗證、與反覆修訂，戰爭計畫在3月定案，於4月1日生效。隨後，計畫的部分細節在夏季的現調與演習中進行實兵測試。為了熟悉新運輸計畫的所有細節，當作戰參謀在夏季與野戰部隊一同演習時，鐵路與動員部門的參謀則被派往特定幹道指揮部進行3個月的實作。年度戰爭計畫有效的一整年內（4月1日到翌年3月31日），如果戰爭爆發，就是以現行計畫進行立即動員與部署。因此，1914年8月一戰爆發時，德軍進入戰爭的計畫就是1914-1915年度戰爭計畫。老毛奇曾說過，作戰計畫對戰爭成敗有決定性影響，初始的部署若是有誤，之後就很難彌補。在他說這句話的時代，軍隊機動性仍受鐵路網絡不發達所造成的僵固性限制；隨著鐵路建設的完備，列車調度技術的進步，這方面的限制愈來愈小。一戰開始時，法國幾乎完全錯估德國進攻方向，但卻能在一個月內，從兵敗如山倒的混亂之中，將數個軍團幾十萬人重新部署於馬恩河畔，充分展現了法國鐵路系統優異的彈性。此時，老毛奇說過的另一句話，就具有歷久彌新的價值了：沒有一個作戰計畫能在與敵人主力接觸之後存活下來。法國一戰時的第十七號計畫一接戰就破產，但法軍能在馬恩河扭轉敗局；一般說德國用的是「希里芬計畫」，卻在一個月摧鋒拔城的攻勢後功虧一簣，陷入長達四年的戰壕陣地戰。一戰德軍採用了希里芬計畫嗎？究竟希里芬計畫的內容是什麼？值得細加探究。
＊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