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韓國瑜遭到高雄市民罷免，其引領的旋風暫歇，無論支持或反對，至少因選舉而生的緊迫性已經消失，台灣社會是時候該退一步思考，被中外媒體稱為「民粹現象」、被百萬人支持以及百萬人反對的韓國瑜旋風究竟對台灣的民主發展有何意義？本文嘗試以政治學當代民粹主義研究的角度告訴你，民主與民粹不是二元切分，更不是善惡對抗的終局之戰，而是一個民主發展過程中必須被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
韓國瑜的崛起究竟算不算是一個民粹現象？民粹現象對民主是否有害？這不僅是政治認同問題，更是一個嚴肅的學術問題。政治學界對何謂民粹自來是有爭議的，原因是民粹主義本身非常的「薄」，意指其不如社會主義、共和主義一樣有自己的整套思想體系或世界觀，我們很難去說民粹主義「是」什麼，同時民粹主義者與民粹主義的支持者似乎時而貌合神離，民粹主義者可能是投機份子，但民粹主義的支持者卻可能是真正的理念信仰者。許多研究工具與觀點被提出，近年以Cas Mudde等人的觀點最為人接受，他們認為，研究民粹必須適當地區分領袖與支持者，並嘗試解析其背後的觀念，而非僅是把民粹主義簡化成一種奪權手段、新興政治文化。
用這個觀點，實際上民粹主義就像是一種商品，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就像是市場的供給者，而其支持者則是消費者。一個「供」「需」的結構被梳理出來。學者總結，一個民粹主義的「供給者」通常會使用特定的語言來做三件事：定義何謂真正的人民、區分菁英與人民、強調「直接民主」，第三件事的實踐經常是民粹領袖以自身「代表人民」為理由訴求繞過體制、簡化體制。這些語言對複雜問題的過度簡化、本質上的煽動性、提議的荒謬性，配合上層出不窮的歧視性言論，實在地傷害著自由民主社會追求的文化多元與公共理性，旁觀者看來，民粹主義的話語是投機者「騙票」的工具。在許多實際案例中，這些承諾也從來未能兌現，民粹主義者要求選民的絕對授權與對憲政體制的破壞最終也導致民主崩毀。從供給面，民粹主義正如同我們常聽到的，對民主是有害的。
但在需求面，民粹主義與民主的關係卻更顯多元。對人民來說，它是對社會問題的一個解答。擔心民粹主義導致民主衰退的人應該去問，人民為何如此不信任專家？不信任數據？放棄代議政治以及憲政民主？什麼樣的問題會刺激一個選民寧願鋌而走險，將未來通押在一個信口開河的民粹主義領袖身上？學者因此將民粹主義定義為「針對不再民主的自由民主的激進民主運動」，認為全球化、經濟危機已經導致單一國家的自主性、對民意的回應性越來越低。民粹主義支持者，不是一群無知的愚民，更不是處心積慮要摧毀民主的暴民，雖然在反對者、旁觀者眼中他們近乎瘋狂，但在他們眼裡，自己才是這個民主末世的救世軍。這種現象正是民主社會發展難題的縮影：日漸複雜專業的社會與國際環境使政府為了確保績效、負起政治責任而大量任用專家並壓抑人民的意見與質疑，代價是許多公民感受到的政治無力感。學術上，我們稱這種兩難為政治責任與回應性的拉扯。
回到台灣，這一整套供需的分析也可以套用：供的方面，韓國瑜絕對是一個民粹主義的供給者：庶民、庶民對抗權貴、拒絕質詢與眾多政治程序。我們無法知道若他當總統是否會如同他無數的民粹主義者前輩一樣，摧毀台灣的民主，但從其高雄市長任期內的表現，似乎也可略知一二。需的方面，韓國瑜支持者的言論也充斥著類似政治無力感的論述，特別是年改受害者的退休軍公教族群，加上國民黨反對力量的空虛、無力，韓國瑜的民粹主義論述便成為其支持者看到，對這種無力感的唯一解答。
民粹主義不是民主的頑疾，而是民主真正病症的症狀。如果我們看不到這一點，下一個韓國瑜隨時可能出現，記取了韓國瑜的失敗經驗，也許這個「韓國瑜二世」將更有手腕、更具魅力，甚至將選擇挑弄台灣更多數人支持的想法，也就是一個「順風向」的民粹主義者。民主的存亡取決於共和國公民是否對民主保持信心，它不像威權政府、帝國、王國，可以用暴力或欺瞞來維繫，人民服膺法律與秩序的唯一理由也是民主共和國對人民的承諾，一個遠高於個人利益的承諾，那就是在共和國的疆域之內，所有公民都有免於恐懼與壓迫的自由、實現夢想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參與政治促成改變的自由。台灣民主化三十年，我們雖然推翻了壓迫者，有了公民自由與選舉，但我們的政治參與卻沒有顯著的進步，政治參與不只是投投票、上臉書吵吵架、看政論節目罵罵政府就完事了，而是真正嘗試建立自己的政治觀點、自己組織團體、自己提出政策倡議。只要我們繼續允許少數政治人物甚至企業家左右我們的好惡，把我們當做武器使用並逼我們含淚投票，民主就無法真正落實，而「針對不再民主的自由民主的激進民主運動」也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可能不再以民粹主義的面目，但卻可能更具破壞力、更致命。
＊作者為準政治學研究生，目前以政治社會學、政治心理學為主要研究領域，以民主發展與實踐為興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