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富人對兩黨的政治捐款比重也愈來愈高。事實上，自一九八〇年開始，最富裕的前萬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捐款金額成長的速度，甚至超過其本身所得成長的速度。在一九八〇年，頂層萬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捐款占所有政治捐款的一〇%，到了二〇一二年，最富裕的萬分之一家庭占全國所得總額的五%，但這些富人的選舉政治政捐款卻飛增到所有聯邦政府政治捐款的四〇%。
二〇一二年，最大的捐款人是謝爾登．阿德爾森夫妻（Sheldon and Miriam Adelson），兩人分別捐款五千六百八十萬美元與四千六百六十萬美元。不過阿德爾森夫妻只是巨富捐款的冰山一角。《富比世》該年列出的四百位最富裕的美國人中，有三百八十八位做了政治捐款。在一百五十五位捐款一百萬美元以上中占了四十位。在《財星》五百大企業的四千四百九十三位董事會成員和執行長中，八○%以上都有捐款（其中許多非捐款者是外國籍，按規定禁止捐款）。在二〇一六年大選前期間，億萬富翁查爾斯與科赫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結合富有的朋友，組成一個接近十億美元的競選基金──使他們的政治組織規模與共和、民主兩黨不相上下。
如果超級富人關心的議題與態度跟同一個政黨的一般美國人差不多，那麼來自超級富人捐款的日益增加就不是那麼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籍的億萬富翁就是共和黨籍億萬富翁的反制力量。不過事實上，富人的政策優先性與一般美國人相當不同。讓億萬富翁彼此對抗成不了反制力量的替代品。
只舉一個例子，根據二〇一四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人（不論哪一黨）都擔心工作前景。然而當政治學者培基（Benjamin Page）與巴特爾（Larry Bartels）調查平均身價一千四百萬美元的芝加哥居民時，發現這些富人最關切的不是財政赤字就是過度的政府支出，擔心這些問題的優先性比擔心失業的高出三倍之多。同時（不讓人意外地）這些富人跟一般美國人相比，最不願意看到削減赤字的方式是透過提高高所得人民的稅賦，而且比較願意看到的是削減社會福利與聯邦醫療保險。富人也反對大多數其他美國人偏好的，例如增加對中小學的支出與提高最低工資。
培基與巴特爾的富人調查報告發現，另一件富人與其他美國人有所區別的是政治影響力。在調查之前的十二個月內，三分之二接受調查的富人都有捐款（平均四千六百三十三美元）給政治競選活動或組織。這些富人中有五分之一甚至還跟別人聯合捐款。這些錢買到的政治關係是一般美國人的夢想。這些富人約有一半的人最近曾主動跟美國參議員或眾議員展開接觸，而且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人（四四%）接觸的原因是，相當狹隘的經濟自我利益而非範圍較廣的國家問題。這只是芝加哥一個城市的富人。將整個美國所有城市加總起來，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是聽誰的，以及為了什麼。這項調查沒有包括在內的是華爾街與大公司機構性的財富與經濟的影響力。因此還要再將這些機構加總進去。
＊作者為美國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曾出版《國家的工作》。2008年，《時代周刊》將其評為本世紀最成功十大內閣成員之一，《華爾街時報》將其評為美國十大商業思想家之一；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拯救資本主義：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者的財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