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此同時，政黨也改變了方向。當所得與財富開始集中在頂層，且政治競選活動的成本飛增，過去仰賴（向上傳達會員觀點的）州與地方性組織的政黨，開始變形成為由上而下的大型募款機器。在屈服於競選經費飛增的壓力之前，共和黨早就跟大公司、華爾街、富裕的贊助者的偏好緊密結合，現在連民主黨也變得跟同樣這些有錢利益團體亦步亦趨。民主黨眾議員科埃略（Tony Coelho）洋洋得意地說：「不論企業喜歡與否，他們都必須跟我們打交道，因為我們是多數。」自科埃略於一九八〇年代擔任民主黨國會競選活動委員會主席之後，就開始對美國企業敲詐勒索。科埃略的民主黨很快就跟共和黨從企業界與華爾街金庫取得的捐款不相上下，但是，假定大公司得依靠民主黨國會及這些公司對兩黨的慷慨大方，被證明是一種浮士德交易（Faustian bargain）。民主黨仰賴大公司在一九九四年變得明顯，許多民主黨議員投票反對柯林頓總統的醫療保健計畫，因為他們的企業贊助者反對這項計畫，數日後的大選中民主黨遭到選民痛擊。
非商業主張（例如少數民族與女性的權利），在民主黨政府與民主黨國會成功的機會優於共和黨執政，但商業利益團體在兩黨中任何一黨執政時期的表現都很好。例如，在柯林頓總統在位的頭兩年，當時民主黨控制參眾兩院，柯林頓推動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立法，接著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對大企業具有核心重要性的兩大項目。柯林頓也承諾降低聯邦財政赤字，這是華爾街債券交易員堅持的。當年民主黨在小羅斯福總統的新政時期設計金融法規來壓抑華爾街，柯林頓與他在國會的盟友取消許多同樣的限制。在一九九四年，民主黨支持「州際銀行和分支效率法案」（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該法案消除跨州銀行業務的限制；在一九九九年，柯林頓推動廢除一九三三年「格拉斯-史蒂格爾法案」（Glass-Steagall Act），該法隔離了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在二〇〇〇年，柯林頓贊成「商品期貨現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該法案阻止商品期貨管理委員會監管店頭市場多數的衍生工具合約，包括信用違約互換。最後，我曾經指出，柯林頓總統降低了他在一九九二年的競選承諾，他原先承諾禁止企業將高階主管待遇超過一百萬美元的部分可以抵稅，但是上任後准許這種待遇的抵稅，只要這些待遇是跟「績效」（代表股票選擇權與獎勵）連動。在柯林頓任內，企業利潤爆炸性的成長，股市大漲，執行長待遇更是漲到天上去。
同樣的，歐巴馬總統──雖然經常被企業界批評為反商傾向──事實上他領導的是美國歷史上最向企業傾斜的政府之一。在二〇〇八年崩盤後，歐巴馬對華爾街提供數千億美元計的資金以拯救華爾街（以及美國經濟）免於崩潰，創造了一個刺激經濟的措施避免重演經濟大蕭條，並立法通過一個以廣泛層面為基礎的醫療健保法，讓保險公司與製藥公司大發利市。在歐巴馬任內，股票市場光復了大衰退受到的損失，並且創下歷史新高；我已經指出，企業利潤上升到一九二九年以來占經濟最高比重的水準。
最近一些民主黨官員在他們就任前與離職後的事業途徑，確認了他們跟企業和華爾街緊密的關係。柯林頓的財政部長魯賓（Robert Rubin）在前往華盛頓以前是高盛證券董事長，離職後成為花旗集團主管委員會主席。歐巴馬的財政部長蓋特納在抵達華盛頓前，是魯賓親手挑選的聯邦準備紐約分行行長，卸任後回到華爾街擔任華平投資（Warburg Pincus）私募基金總裁。接任蓋特納的路傑克（Jack Lew）在加入歐巴馬政府前，曾是花旗集團另類投資部門首席營運長，負責自營交易。歐巴馬的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奧斯澤格（Peter Orszag），離開政府後擔任花旗集團全球銀行部門副董事長，與金融策略與解決方案部門董事長。或許以下並非全然巧合，歐巴馬政府對銀行業接受紓困資金從未設定嚴苛條件，從未因為過分行為導致銀行接近崩潰而起訴任何一位華爾街高階主管，甚至拒絕支持對金融交易課徵小幅的租稅，這些租稅不但可以每年增加數百億美元的財政收入，同時也可以抑制程式交易。
適當的對照，並不在於民主與共和黨黨官員的事業路途，而在於比較數十年前在華盛頓任職官員、與資金洪流開始以後的官員之間。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代，國會退休議員只有三%成為華盛頓遊說人士。近年來，整整一半的退休參議員，與四二%的退休眾議員成為遊說人士，不論他們屬於哪個政黨。這不是因為較多的退休人士比起其前任，較不內疚於運用其在政府服務的關係與經驗賺錢，而是因為來自企業遊說的財務獎勵較以往高出許多。
華爾街對競選活動投入更多的資金，使其對民主黨的影響力不亞於對共和黨的影響力。康乃狄克州參議員墨非（Chris Murphy）在二〇一三年耶魯大學對聽眾承認，他當時在抱怨關於募款的必要性，「你花很多時間跟在金融市場工作的人講電話。而且你會聽到銀行家有許多的問題，而在康乃狄克托馬斯頓（Thomaston，Connecticut）工廠裡工作的人，就沒有這麼多的問題。」
與此同時，富人對兩黨的政治捐款比重也愈來愈高。事實上，自一九八〇年開始，最富裕的前萬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捐款金額成長的速度，甚至超過其本身所得成長的速度。在一九八〇年，頂層萬分之一人口的政治捐款占所有政治捐款的一〇%，到了二〇一二年，最富裕的萬分之一家庭占全國所得總額的五%，但這些富人的選舉政治政捐款卻飛增到所有聯邦政府政治捐款的四〇%。
二〇一二年，最大的捐款人是謝爾登．阿德爾森夫妻（Sheldon and Miriam Adelson），兩人分別捐款五千六百八十萬美元與四千六百六十萬美元。不過阿德爾森夫妻只是巨富捐款的冰山一角。《富比世》該年列出的四百位最富裕的美國人中，有三百八十八位做了政治捐款。在一百五十五位捐款一百萬美元以上中占了四十位。在《財星》五百大企業的四千四百九十三位董事會成員和執行長中，八○%以上都有捐款（其中許多非捐款者是外國籍，按規定禁止捐款）。在二〇一六年大選前期間，億萬富翁查爾斯與科赫兄弟（Charles and David Koch）結合富有的朋友，組成一個接近十億美元的競選基金──使他們的政治組織規模與共和、民主兩黨不相上下。
如果超級富人關心的議題與態度跟同一個政黨的一般美國人差不多，那麼來自超級富人捐款的日益增加就不是那麼重要。在這種情況下，民主黨籍的億萬富翁就是共和黨籍億萬富翁的反制力量。不過事實上，富人的政策優先性與一般美國人相當不同。讓億萬富翁彼此對抗成不了反制力量的替代品。
只舉一個例子，根據二〇一四年皮尤研究中心的民意調查，大多數美國人（不論哪一黨）都擔心工作前景。然而當政治學者培基（Benjamin Page）與巴特爾（Larry Bartels）調查平均身價一千四百萬美元的芝加哥居民時，發現這些富人最關切的不是財政赤字就是過度的政府支出，擔心這些問題的優先性比擔心失業的高出三倍之多。同時（不讓人意外地）這些富人跟一般美國人相比，最不願意看到削減赤字的方式是透過提高高所得人民的稅賦，而且比較願意看到的是削減社會福利與聯邦醫療保險。富人也反對大多數其他美國人偏好的，例如增加對中小學的支出與提高最低工資。
培基與巴特爾的富人調查報告發現，另一件富人與其他美國人有所區別的是政治影響力。在調查之前的十二個月內，三分之二接受調查的富人都有捐款（平均四千六百三十三美元）給政治競選活動或組織。這些富人中有五分之一甚至還跟別人聯合捐款。這些錢買到的政治關係是一般美國人的夢想。這些富人約有一半的人最近曾主動跟美國參議員或眾議員展開接觸，而且其中有將近一半的人（四四%）接觸的原因是，相當狹隘的經濟自我利益而非範圍較廣的國家問題。這只是芝加哥一個城市的富人。將整個美國所有城市加總起來，你大概就可以知道我們選出來的民意代表是聽誰的，以及為了什麼。這項調查沒有包括在內的是華爾街與大公司機構性的財富與經濟的影響力。因此還要再將這些機構加總進去。
＊作者為美國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曾出版《國家的工作》。2008年，《時代周刊》將其評為本世紀最成功十大內閣成員之一，《華爾街時報》將其評為美國十大商業思想家之一；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拯救資本主義：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者的財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