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的薪資停滯或減少，工作安全感降低，不公平逐漸擴大。企業、巨型銀行和億萬富翁正獲取經濟成長的果實，並且掌控政府。民粹騷亂日益高漲，以激烈的排外和反移民熱的形式出現。
聽起來熟悉？這些正成為美國、英國和全球各地新的政治和經濟常態。在本書，我檢視了這些現象、它們所預示的內容和所引發的重要選擇之間的關連。
關於過去數十年裡英國和美國勞工承受的經濟壓力，傳統的解釋聚焦於全球化和科技取代人力。國外較低薪資的勞工或電腦驅動的機器，現在能以較便宜的方式完成許多工作，這的確不假，但這兩項因素絕對無法解釋所有已發生的現象。
特別是，他們忽略了政治權力日益集中於企業和金融菁英身上，而政治權力又能影響經濟運作的規則。
政治左翼和右翼之間，正在進行的「自由市場」是非功過的辯論，讓我們的注意力未能關注以下事實：國家市場的組織方式已不同於半個世紀前了；以及相較於過去，目前的市場組織不能帶來廣泛共享的繁榮和安全感。
這樣的「政經」力量產生的現象是：大公司高階主管整體薪酬大幅上揚、近年來大學畢業生薪資和職涯前景下降，以及英、美中產階級的就業安全感相較幾十年前降低。
就舉一個例子來說吧：我們的企業和金融菁英已擴大和延展了智慧財產權──專利、商標和著作權──因此增加了從事製藥、高科技、生物科技和娛樂產業的企業利潤。這些利潤是以一般消費者付出較高價格為代價，他們所得的一部分因而被向上重分配給高階主管和大股東。
相較在正常的競爭狀況下，許多企業還獲得了足夠的市場力量去設定較高的價格。在美國，這樣的企業包括巨型食品加工公司、航空公司、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醫療保險業者，以及現在正實際擁有產業標準的軟體平台公司（Amazon、Facebook和Google）。這樣的市場力量轉化成較高的利潤──來自於一般消費者向高階主管和大股東的重分配。
至於破產法，已被修改成對大企業和金融機構更為有利。在美國，富人可以使用破產，保護財富免於受到不良投資的牽連，企業也能使用破產來廢除勞動契約。但是有學貸在身且難以償還的前學生，或因重大衰退導致困境以致無法償付房貸的屋主，不被允許用破產來重整債務。結果是，再次看見被隱藏的向上重分配。
與此同時，英、美兩國的主要企業和金融機構使用他們的政治力量，來避免大部分的勞工薪資能隨生產力的提升而水漲船高。在擴大對企業智慧財產權和海外金融資產保護的同時，貿易協定甚至還鼓勵企業將工作外包到國外。英、美兩國的政府預算都強調減少債務重於創造工作，因而進一步減損了一般勞工的議價能力。兩國的安全網和勞工保護降低，已經加重一般勞工的工作不安，並因此讓他們願意接受較低的薪水。
企業和金融權力也反映在英國和美國工會的式微。五十年以前，當通用汽車（GM）是美國最大的雇主，典型的GM勞工每小時以目前的美元計算賺35美元。到了2014年，沃爾瑪（Walmart）是全美最大雇主，但它的基層勞工每小時僅賺 9 美元。這主要是因為五十年前的GM勞工身後有一個強有力的工會，而沃爾瑪的勞工完全沒有；沃爾瑪完封了所有工會化的嘗試。全美各地的經濟模式也大致如此：在1950年代，三分之一私部門的勞工為工會成員；現在，少於7%。
雖然英國也正跟隨美國曖昧不明的帶領，但英國的寡頭資本主義無疑沒走得像美國這麼遠。市場的存在一定得要靠規則，當大企業、主要銀行和巨富對這些規則擁有大部分的影響力時，市場運作的結果便開始對其有利──進一步增加他們的財富和政治影響力。惡性循環在未受注意和阻礙下加快了速度。
當心！英國！這個趨勢在經濟或政治上都無法持續。若欠缺數量大且正在成長的中產階級，則沒有一個經濟能維持正向動能──其中一個理由是在經濟步入復甦的六年後，美國經濟只能勉強算是回到大衰退（Great Recession）之前的狀況。與此同時，美國全體選民的一大部分儘管辛勤工作，但薪水多年以來不曾增加，已經日益感到憤怒和沮喪──對現行體制和諸如移民這樣的方便代罪羔羊產生普遍厭惡，提供了動力。將大部分利得分配給位於頂端少數族群的政治經濟結構，本質上是不穩定的。
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英國和美國是否將朝向能為多數人、而非少數人運作的資本主義前進，因為我們必須這樣做。問題是這樣的改變是否透過民主改革而來，或是透過獨裁強制的方式達成。我相信這將是引領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資本主義發展的英、美兩國，在未來幾年將會面臨的抉擇。
＊作者為美國政治學者、時事評論員，曾出版《國家的工作》。2008年，《時代周刊》將其評為本世紀最成功十大內閣成員之一，《華爾街時報》將其評為美國十大商業思想家之一；本文選自作者新著《拯救資本主義：在大翻轉年代，照顧多數人的福利，不是少數者的財富》（聯經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