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年底到1939年年初，大恐怖即將結束之際，史達林啟動了「預防性退場機制」，葉若夫撤職並處決。史達林曾對飛機設計師亞可夫列夫解釋迫害行動的原因：「葉若夫卑鄙下流！他害死了很多無辜的人。所以，我們把他槍斃了。」實際上，對列寧時代的元老動手，哪裡是葉若夫的權限？情況完全在史達林的控制下：迫害力道需要加強、減弱，或完全終止迫害，都由他掌控。他把國安單位和黨機構牢牢抓在手裡。所有關入勞改營或執行死刑的判決都由莫斯科做最終裁定。
雖然從來沒有任何一個秘密警察頭子有過背叛史達林、自立為王的想法，他們每一個人都對史達林忠心耿耿，但史達林並未因此放過他們。史達林時代的秘密警察頭子沒有一個得到善終，如果不是他突然去世，貝利亞將是下一個替罪羊——史達林已著手搜集貝利亞的黑材料了。不過，貝利亞雖然逃脫了史達林的整肅，卻被其政治局同僚們聯手逮捕並處決。
與史達林不同，毛澤東更偏愛用「汪洋大海般的人民戰爭」的手段來治國。習近平則融合史達林和毛澤東的手段，又利用數位科技，打造了密不透風的警察國家。正如媒體人維尼描述的那樣：「對於統治者來說，讓民眾恐懼，是最安全的模式。在愛這個政府完全不可能的情況下，讓你沒有任何尊嚴，讓你怕它，理所當然。中國獨特的地鐵安檢，就是出於這個目的：消磨你的自我認知，讓你從消費者、服務購買者變成被管理者、服從者。能不能乘坐不取決於你花錢買了票，更取決於某些人允不允許。」習近平掌權以來，對被其稱為「刀把子」的安全部門的清洗的強度，超過軍隊，也超過了包括毛時代的中共歷史上的任何時期。毛時代，羅瑞卿等幾任公安部長都被清洗，但作為更高層的特務頭子的周恩來和康生等人巋然不動。習近平廢除了後毛時代「刑不上常委」的潛規則，將「政法沙皇」周永康拿下，將身兼國際刑警組織主席的公安部副部長孟宏偉以及負責國內政治保衛（國保）的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以腐敗罪抓捕審判——後者是曾任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的孟建柱的秘書，孟建柱亦岌岌可危。這些共產黨酷吏重蹈了武則天時代酷吏「請君入甕」的覆轍，而更多的酷吏還在爭先恐後地上位。
對於獨裁者來說，經濟必須為政治服務
被海耶克稱讚為「與韋伯和米塞斯並肩的、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頂級研究者」的俄國經濟學家布魯庫斯，是最早解釋計畫經濟必然造成巨大災難的學者，因此被剛剛奪取的布爾什維克放逐海外。布魯庫斯敏銳地指出：「正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不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經濟生活中，全能國家露出其面相。象徵霍布斯筆下徹底吸乾人之個性的列維坦巨怪的，既不是舊時西方的君主主義國家，也不是當代的民主主義國家，而是社會主義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