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常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此話有對的成份，卻不全對，因為只道出了部分事實。因為，這裡所說的「歷史」，主要指的是「官史」，而「官史」一般受「帝賊論」主宰，通行的是成王敗寇。不過，即便在封建時期的皇權體制下，身為「史官」也被要求須有「史德」，即不必事事遵循君主的指令，可以秉承自己的道德信仰辦事，所謂「從道不從君」，道在君之上，殺頭也要秉筆直書的。何況，由「勝利者」書寫的歷史，也不是永垂不朽的。只要提供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新史料，再經過嚴密的邏輯論證，那些由勝利者寫下的「正史」，也會被改寫或重寫。這就是所謂「歷史公正性」的體現。而撥開歷史的迷障，為之拂去堆積的塵埃，還歷史以本來面目，這正是史家，也即我們當今所稱史學工作者的使命。不過，要修正歷史的誤說，填補歷史的空白，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決不是件容易的事，這不僅需要大量確鑿史料的開掘，還需要大量研究成果為之提供支撐，這既要依靠史學工作者不懈的努力，也需要更多史料源頭的開闢。本人作為一個主要以民國歷史為研究物件的學者，對此深有體會。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儘管民國看似離我們很近，但卻因這段歷史被不斷塗抹，致使後人對這段歷史真相的瞭解越來越模糊。尤其是對此間人物的研究，不是被拔高，就是被貶低，或者就是被有意無意地遮蔽。時間長了，人們漸漸習慣了接受「官史」所告訴你的一切。近些年中，這樣的情況有所改觀，無論是對史實的敘述還是人物的評價，兩岸都更趨於客觀，以往歷史書寫中因「失語」、「失聲」而被忽略和遺忘的部分，也漸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呈現。然而，歷史畢竟離我們已有一段距離了，對能反映上世紀那段歷史的真實史料如再不作搶救，很多史實就會因時間的流逝而被湮沒或塵封。正是這樣，兩岸（不管是在大陸還是臺灣）但凡有能為這段歷史提供有價值史料或史述的新著問世，一定彌足珍貴。今年上半年，白崇禧先生之子—白先勇先生之《父親與民國》（大陸版本為《白崇禧將軍身影集》）同時在兩岸三地的發行，帶給人們的正是這樣的欣喜。
白先勇先生以撰寫小說而蜚聲文壇，讀過他小說的人，都被其小說中所特有的那種「歷史興衰和人世滄桑感」所打動。白先勇最著名的小說是《臺北人》，而翻開《臺北人》，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這樣一行獻詞：「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我想這或許就是白先勇開始其小說創作最初的原動力，也是他在年逾花甲後，竟暫時擱下他寫小說的筆，又傾全力來完成其為父親「寫傳」心結的坦露。正是在這樣的家國情懷驅策下，歷數年的努力，今年上半年我們終於見到了白先勇先生奉獻給兩岸讀者的這部《父親與民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