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巴拿馬6月12日宣佈跟中華民國斷交，並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從2016年起，因為所謂的「九二共識」被束諸高閣，北京終於在民進黨執政後一年，挖了台北所剩無幾的最重要友邦，雙方的國際攻防正式白熱化，後者的外交關係難免從此節節敗退。
斷交兹事體大，蔡英文總統立即發表措詞强硬的聲明，以「中華民國」對應「中華人民共和國」，頗有两國論的味道。小英固然强調「絕不會在威脅下妥協讓步」，話語卻拖泥帶水，留下相當敗筆。在两岸關係上，小英擺出「台灣已經善盡一切責任」的姿態，歸咎中國的現實策略與玩弄國際手段，一廂情願的理想說詞，注定要對牛彈琴。
蔡英文是個理想主義者（idealist），上任後，有關「維持两岸現狀」的思維，充満理想色彩，面對中國强人進逼，就算不是温良恭儉讓，也是一付與人為善的模様。這種企圖以道義勸說對抗强權的道德想法，其實是幻想，根本癥結在於對國際政治中現實主義（realism）的架構與操作欠缺了解。
現實主義者（realist）的根本思考邏輯不外是國家力量大小、利益何在與後果如何，國與國之間的道義和正義全不切實際，無關痛癢。在現實主義下，國家的利益以力量强弱與安危程度（不論真實或想像的）來界定，而非透過道德高低來衡量。也就是說，一個國家能否周旋於國際舞台上，先決條件是本身力量能否引人側目，以及如何實際運用。
台灣罵巴拿馬寡情寡義，只是不知自己輕重。在現實主義看來，面對政經利益（具體價值）與信守承諾（抽象價值）的取捨之間，巴拿馬無可避免的會選取前者，中國幾百億經援或投資，畢竟要比一百多年的友誼來得實在，後果也立竿見影。台灣只能打落牙齒和血吞，空口說白話，無濟於事。
從2012年掌握大權後，由東海到南海，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處處展示現實主義的思路和佈局，與蔡英文的理想主義大異其趣。遺憾的是，放到兩岸關係上，小英與國安及外交幕僚似乎未能體認一個基本事實：雙方两極化的運作系統，對國家利益、政府國際行為與後果都有相當程度的影響。
一方面，中國是定於一尊的宰制政治，内外言行由保守的共産黨統治與拍板，習近平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說一不二，没有任何人敢公開挑戰習大大的威權與權威。另一方面，台灣是自由開放的民主政治，從1996年總統民選後，國民黨和民進黨便一直為國家定位，或統獨之争，喋喋不休，不論對内或對外，毫無交集可言，比起中共的唯我獨尊，就顯得分崩離析，不堪一撃。
由於歴史留下的糾纒（國共内戰）和台海的戰略地位（中、美、日三方的利害關係），中國與台灣的直接或間接衝突因此難以避免，政經力量威脋利誘，或大軍壓境，遲早而已。在國際政治中，只有弱者才會訴諸道義或道德的争辯，不管弱者如何大聲疾呼，强者早已攻城掠地，不是親自動手，就是透過弱國的代理人，予取予求，如入無人之境。
兩岸之間多的是殘酷的歴史事實，最近的例子是，巴拿馬才與中華民國斷交，即將卸任的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執意出席厦門海峽論壇，大談解決1992年後的政治問題，與中國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相互唱和，為一個中國原則背書。洪秀柱幾次進京，不過是台灣自由民主化後無意的後果。她在意的無非是中國的强大，而非台灣的自由民主。其中的吊詭是，洪秀柱得以自由人的身份，在對台虎視耽耽又不自由的中國，强烈主張斷送台灣未來的自由民主。以道義和正義責之，顯得軟弱無力。
現實主義堅信，如果没有外力限制（如法律；道德約束只是烏托邦），個人很難抑制自己對權力（如洪秀柱）和財富的企求與追逐。國家也一様，由於實質和潛在的利益衝突，如具體的資源和領土或抽象問題（政治信仰和民族認同），國際間的自然狀態是國與國間經常維持一種競争、鬥争或戰争，國家因此必須以各種辦法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不幸的是，在國家之上，國際間其實没有任何外力可以有效制止和制裁一個國家窮兵黷武，或耀武揚威，如中國在東海與南海興風做浪，或北韓動不動就發射幾個洲際飛彈。從現實主義分析，中國和北韓並非真的想挑起國際争端，甚至戰争，擺明的不過是進可攻退可守的軍力，一種你奈我何的赤裸力量，從而取得某種國際關係的嚇阻平衡。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對梵蒂岡的道德指責，只以一句問話回應：教宗有多少師軍隊？
北京從來不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宣稱，目的不外是在台灣内部製造恐懼，並提供其代理人或團體一個合理化的出發點（獨立將使台灣萬劫不復），繼續為中國統一大業，摇旗呐喊，不戰而屈台灣之兵。
既然是小國，台北當然没有能耐，更没必要，在台灣海峽發動一場「反攻大陸」的戰争。面對北京武力相向（1500枚飛彈對凖台灣），小英對習大大的回應不妨更具體和明確點：只要中國以飛彈摧毁台灣任何城市，台灣將如法炮製，集中所有飛彈，轟炸廣州或其它沿海大城。
一旦不利後果可以預料或難以避免，現實主義者在採取莽撞的暴力行動前，通常都會三思而行，習大大應也不例外。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客座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