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三個多月即是美國大選。無論是川普連任或是民主黨的拜登當選，美中關係將是主要觀察重點。自貿易戰始，接續新冠肺炎的爆發，美中對峙已悄然從貿易戰逐漸形成權力與影響力的爭奪。爭奪的範圍不僅止於亞洲，更擴展到全世界。美中浮現的對抗非任何一個錯誤的政策所造成，起因其實深植於國際體系的變化，以及太平洋兩大強權內在政治體制的殊異。因為意識形態上的差異，再加上不必要的猜疑和輕率的判斷，更使美中關係治絲益棼。就美國而言，早期的對中政策目標是促成中國政體改變，推動中國朝更自由民主的方向過渡。但經過多年來的證明，中國非但沒有依照美國提供的劇本來進行政治改革，反而在習近平的強勢領導下，採行一黨專政與社會維穩，並視美國為其持續統治的外在威脅，展開各方面的競逐。
美中之間的對峙將在美國大選後產生任何變化嗎？對於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華盛頓與北京之間的矛盾為何。即便雙方在不同領域上產生對峙，但兩強之間仍可能維持「鬥而不破」的僵持局面。
政治體制的不同與國家利益上的對峙
民主和平論自九零年代成為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命題。Bruce Russett和John O’Neal（2001）的專書《三角和平論》（Triangulating Peace: Democracy, Interdependence,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中提到三個主要和平框架。他們認為民主、經濟互賴與國際組織能顯著降低國際衝突發生的可能性，並進而創造國家間的和平。在Russett 和O’Neal的主要論證中，認為民主國家彼此瞭解對方的政府體制，同時也愛好以非武力的方式解決爭端，所以民主國家之間不容易發生衝突。就算發生衝突，亦不會演變成大規模的戰爭。為證明此論點的正確性，國際衝突學者列舉了大量的歷史事證，並提出了兩個相當關鍵的論述: 第一，民主國家之間不打大規模的戰爭，但小衝突在所難免。因為國家間仍會產生許多利益上的衝突。第二，民主國家不發生大規模戰爭，但這不代表民主國家和非民主國家不打仗。相反地，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的衝突頻繁且激烈。
經過數年來的論證，國際衝突學者認為政治體制此因素對和平的解釋仍有限。更有論者提倡因為兩國間利益相似，可以減低衝突的機率，是謂利益和平論。民主國家不發生戰爭，並不只是民主體制的關係，而是本身利益並沒有相互衝突。若要改進民主和平論，則吾人必須將利益這個因素加入考慮。主要是因為國家對於文化、社會、種族、和政治因素的看法，讓彼此可以在許多利益上妥協，而這些相似性更容易讓兩個民主國家維持一定的和平穩定關係。利益和平論主要在探討國家為謀求雙方利益的一致性，放棄傳統大規模武力相向的情況。此外，衝突雙方會儘量保持清晰的戰略思維與政策制定靈活性，避免戰爭一觸即發。
學者認為民主和平論需要更進一步的修正，主要是從諸多歷史事件中看出端倪。自1960年以降，美中兩國雙邊關係隨著彼此在國防與安全的相似利益升高而有所改善。比方說季辛吉於1971年訪問中國，隔年由尼克森（Richard Nixon）簽訂上海公報。隨後卡特（Jimmy Carter）總統在1979年恢復與中國的邦交，此時美中兩國的安全利益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建國後的最高點。依據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The Hundred-Year Marathon: China’s Secret Strategy to Replace America as the Global Superpower）裡面的闡述，美中關係在建交後達到頂點。1979年一月，鄧小平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訪問美國，造成大轟動。在訪美期間，鄧小平偕同中國國家科技委員會主任方毅與美國政府簽訂協議以加速科技交流。並且推動中國留學生開始到美國學習衛生科學，物理和機械工程。卡特政府也簽訂了領事館、貿易和科技協定，讓美國提供各種科技知識給中國科學家。這是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科技知識輸出。此外，美方也同意與中國進行更秘密的軍事合作。卡特總統提供中國情報支援，並協助中國進行懲越戰爭。
而川普呢？他重商的性格，對國家利益的追求比歷任美國總統都要更加強烈。川普對中政策目前仍然著重在商業上的利益為主要考量。自2016年後，就美中貿易逆差與智慧財產權方面進行不下十三輪的談判。主因是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前所未有的規模，導致華盛頓指控北京透過操縱人民幣匯率以取得不公平的優勢。美方不只一次透過外交辭令對北京施壓，希望中國調整匯率政策，但這努力仍然有限。此外，北京透過購買美國發行龐大的債券，藉以掌握美國經濟命脈。因此，川普在過去幾年的談判中，無非是希望藉由調整對中國貨品的關稅來降低貿易赤字，並逼迫北京在貿易上選擇較為接近美國經濟利益的方案。由此可見，美中目前不僅在政治意識形態上背道而馳，且川普利益至上的對中政策將使美中關係更加詭譎複雜。
那中國未來該如何面對美中貿易與體制上的衝突？
鄭永年認為，自從川普當選之後，美中關係像自由落體一樣墜落，且並沒有任何停止的跡象。這個競爭已經跳脫貿易戰，進入一個科技爭奪戰的系列。面對美國即將到來的大選，他提出三個建議。首先，中國必須做大中產階層。他認為唯有一個龐大且堅強的中產階級，才有穩定的社會秩序與民主發展。美國這幾年的動盪就在於，它們的中產階級開始惡化。因為當一個社會的中產階層占到70%時，任何一個政黨，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都要照顧這70%的中產階層的利益，這樣就不會走向極端。若中產階級萎縮，則政治領袖將朝左右兩邊選民靠攏。第二，中國必須走向自我生產並降低對外國科技的依賴。中國基礎科技依賴外援比例依然過高，目前仍停留在「中國組裝」而非「中國製造」上。一旦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科技大國中斷技術支援後，中國的生產力將受到威脅。此外，基礎建設必須專注在「軟基建」上。這裡的「軟基建」包括社會建設，例如醫療、教育、公共住房、養老院等等。只有將醫療，教育，住房這「新三座大山」解決，中國也才能夠真正脫貧，而中產階級更能得到保障。
最後，鄭永年認為中國經濟必須開放、開放，再開放。所謂經濟上的開放，不是口號上的開放，而是真正的開放。因為面對美國接踵而來的貿易戰，中方必須了解到，美國現在發動貿易戰的是白宮，而不是代表資本市場的華爾街。很多真正資本家是不支持川普的貿易戰。未來，中國必須利用資本的力量來減少貿易戰對中國的影響，甚至遏制貿易戰。次外，未來中國必須加快經貿開放，加快建設中國內部的開放平臺，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都應該是重點建設對象。一旦這些經貿平台完備，就算面對美國的經貿挑戰，中國仍可奮力一搏。最後，鄭永年認為必須在思想與精神層面開放。鄧小平之前提倡「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不要把什麼東西都意識形態化。因為一旦放開意識形態，心胸寬大就可以四處學習。展現更多的包容性而不是民粹或愛國主義。這在美中競爭是相當重要的。
在美國大選期間，兩黨候選人在美中經貿利益與意識形態上，必定卯足全力迎合自己的選民。「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口號是否有助於緩和美中競爭與對峙，將左右這次大選的結果。
＊作者為政治大學外交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