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倫佑的《哭墻》更像是舊約中先知的哀歌，那是一種為國家和民族哀哭切齒的傷痛與懺悔，這種傷痛與懺悔在中華文明中前所未有：「哭我們的命運。不是耶路撒冷/不再聖殿山。在漢語的患難中/我們一齊出埃及。//現在由我來開啟，在天地同哭的/大悲慟中，由我和閃電一齊來宣讀——/被隱喻收藏的遲早要彰顯；被不義強迫的/遲早要償還。人子回去了，會在此攜雷霆降臨。」
這些詩歌的出現，一方面應對著劉曉波本人的轉向——包括思想史意義上的轉向和個人精神及人格特質層面的轉向。就前者而言，八十年代的劉曉波推崇尼采的強力意志和超人哲學，是絕對的個人主義者；六四槍響之後，他從尼采轉向耶穌，從狂傲轉向謙卑，從偉大的基督教傳統中尋找更新中國「吃人」的歷史和傳統的光芒。就後者而言，在六四屠殺之後的歲月裡，劉曉波以大屠殺倖存者自居，日夜咀嚼作為倖存者的恥辱——就像納粹集中營中的倖存者，他們相信最好的人已死於殺戮，倖存者是因為其瑕疵和屈辱才得以倖存。所以，餘下的日子唯有悔罪、記憶、書寫和戰鬥不止。劉曉波以這種方式實現了他在槍響之前自我設定的「赤裸裸體，走向上帝」，進而與上帝建立了比一般那些形式上的基督徒更親密的關係。如此，他才能向死而生，他抵達的不是大海，而是天堂。
另一方面，這也是整個中國當代文化的轉向——轉向上帝的，不單單是劉曉波一樣人，還有劉曉波的同時代人、劉曉波的朋友們。寫作這些帶有明顯的基督教色彩的詩歌的詩人，未必都是基督徒，但他們不約而同地意識到，劉曉波不是譚嗣同式的殉道者，而是林昭式的殉道者。劉曉波以他的死亡驗證了上帝的愛與公義是存在的，這正是當代中國最缺乏的精神亮光。
這本詩集讓我手不釋卷，一直讀到深夜才讀完。然後，我夢見了曉波，夢見他的墓地在我故鄉的那座櫻桃山上，夢見他像拉撒路一樣從死裡復活。還夢見我們一起吃燒雞公火鍋，剛吃了一半，一群滿臉橫肉的國保警察就衝過來將我們抓住。正在掙扎間，我從夢中醒來，隱約聽到窗外有蛙鳴和犬吠。維吉尼亞的鄉間一向很安靜，我懷疑自己聽錯了，或者仍然在夢中，我打開窗戶，果然是清晰的蛙鳴和犬吠。
＊作者為旅美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