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傑榮：最近王全璋的「釋放」是個非典型性案例，因為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不確定之後，他還是被允許有限度地和其他的維權律師朋友見面，也接受了一些外國記者的採訪。他在爭取對於自己之前受到的不公正定罪進行復核和推翻，譴責當局以長時間隔絕的酷刑來迫使他認罪。但是最近沒有聽到有關他的消息，所以也很難說他的努力是否取得了成效。
中國的律師如今從事捍衛人權事業的空間是極為狹小的。他們在這種抗爭行動中總是受到種種掣肘，而且時刻處在「達摩克利斯之劍」的威懾之下。但是他們必須嘗試著繼續為委托人提供辯護，同時又盡量不越過那條荒謬的紅線，否則就會使自己陷入艱難境地，被送上法庭，被定罪。現在他們很少能向國內外的媒體求助，但是我們只希望能夠把他們的故事以非正式的渠道介紹給感興趣的外國律師、觀察人士和其他組織機構，從而讓全世界都了解到他們的困境。
自從港區國安法生效之後，香港很多法學界人士都擔心，北京也許會把他們在中國內地慣用的手段用在香港維權律師和活動人士的身上。
德國之聲：您認為在國安法生效後，我們今天談到的這類案例發生在香港的幾率有多高？我們會不會看到當局對大陸維權律師採取的策略在香港重現？
孔傑榮：從現在開始，香港律師必須要生活在對於類似打壓方式的恐懼中。很多律師已經在調整戰略和對策，從而避免落入這張將會不斷收緊的政治之網。
孔傑榮教授（Jerome A. Cohen）是紐約大學法學院亞美法研究所所長，同時擔任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亞洲事務資深兼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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