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具有全球性思維，他認為不僅歐洲，最好全世界都施行自由貿易。因此他也不吝高度讚揚美洲與歐亞航道之發現，認為二者是：「人類史上兩項最偉大又最重要的事件。」其意義更甚於文字或輪子的發明。
現在聽起來，這種評價或許令人驚詫，卻同樣與分工原則相關。直到今天，史密斯的創新思維依然是教科書上的內容：並非有市場便會形成分工，市場還須夠大。在一個自給自足的小村莊裡根本不值得開設大頭針工廠，毋須由一名日薪工人專職研磨或是加上針頭。唯有銷路夠好，分工才能獲利。依照史密斯的說法便是：「分工總是有限制的⋯⋯受限於市場大小。」
史密斯對技術進步抱持樂觀態度，他樂見連「非洲的國王」，亞洲或美洲原住民都有機會購買英國的工業產品，認為所有地球公民都應該能通過自由貿易致富。史密斯抱持歐洲中心的思想，並期盼將歐洲的啟蒙思想「出口」到全世界。但他並非沙文主義者，他心目中的自由貿易，是彼此對等的夥伴之間的商品交易，至於奴隸制與對殖民地的剝削，則是他大力反對的。
他經常譴責「虐待當地居民」與對「毫無抵抗力的原住民進行掠奪」。史密斯認為歐洲之所以征服全世界，並非歐洲人智力較優越。他認為自十六世紀起，歐洲軍事優勢日增並創建大帝國，純粹是一種歷史巧合。
史密斯期盼歐洲能儘快失去其霸權優勢，如此則：「未來，殖民地人民或許能變強，又或者歐洲人變弱，使世界各地居民擁有同等的勇氣與力量，相互敬畏，從而嚇阻那些獨立國家，促使它們至少對其他國家的權利給予最基本的尊重。」
重商主義以為光靠貴金屬便能致富，在史密斯看來，對殖民地的貪欲正是證明此種謬誤觀念有多危險的確鑿證據。西班牙之所以征服南美洲，奴役當地原住民，便是為了滿足自己「對黃金的神聖渴求」。
英國在印度與美洲的殖民地雖然無法提供貴金屬，但英國人也擺脫不了黃金與白銀能致富的想法，只不過他們採取的是間接策略：他們的殖民地必須提供能換取黃金或白銀的昂貴產品供他們販賣。於是乎從美洲運來了煙草、咖啡與糖，從印度運來香料、靛青、棉布、絲綢、硝石、稻米和茶葉。
十八世紀時，大英帝國還猶如一塊拼織地毯，係由直轄殖民地、私人地產、軍事基地與貿易公司的土地等組成，並未統一治理。當時受英國直接或間接管轄的有加拿大、美洲東海岸、部分西印度群島及印度東北方。此外，英國沿著非洲西岸還擁有一些軍事基地以從事奴隸買賣。今天我們將這些拼組起來的領地稱為大英第一帝國（Erstes Britisches Weltreich）；至於澳洲、紐西蘭及非洲與近東的殖民地，則是相當久之後才加入的；但英國在今日美國的定居型殖民地於1783年獨立後，英國便喪失這處領地。
殖民地可以種植哪些作物受到嚴格規定，它們的貨物僅能仰賴英國船務人員負責的英國船隻運往英國港口。反之，殖民地的進口貨物都必須向英國母國購買。這些嚴格的管控不僅保障了英國的關稅收入，所謂的航海法案同時也是一種軍事策略，大型商船擁有經驗豐富的海員，也可迅速變身為戰艦。這種重商主義帶來慘痛的後果：爭奪殖民地挑起戰爭，而戰爭費用又由殖民地支付。
貿易與土地掠奪密不可分。英國人對待殖民地極為殘暴，導致數百萬人喪失性命。就在史密斯的《國富論》即將成書之際，孟加拉地區發生嚴重的饑荒，罪魁禍首是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che Ostindien-Kompanie）。
自1769年起，印度恆河平原大乾旱，農作物嚴重歉收，原因是之前當地許多農地必須改種出口型經濟作物：農民不再種植榖物，必須種植罌粟製造鴉片，供英國東印度公司銷往中國牟取暴利。因此一旦旱災降臨，糧倉全空，但英國人並未從印度其他地區運來糧食，他們不在意這種緊急狀況，只關心自己的利益。由於旱災導致他們的貿易商品減少，為了彌補損失，他們反而向當地農民索取更高的稅額，導致孟加拉地區三分之一的人口餓死。
即使遭逢旱災，稅收依舊相當穩定，但在1772年，實際上英國東印度公司已破產，只是它不能倒閉，否則將會在倫敦引發一場金融大地震：非常多商人與銀行業者直接或間接參與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業務，因此該公司的情況與今天的投資銀行相同，都「大到不能倒」（too big to fail）。英國東印度公司需要拯救，這個事實讓許多英國人大感震撼；殖民地豈不是應該讓國家致富，而非變窮？
英國東印度公司是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其股東主要是貴族與富商。此外，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員工貪汙之嚴重已非祕密，多數員工只需在印度待上數年，就能在返回英國時成為富豪。英國特使和密使往往投入自己的錢，在亞洲進行賺錢的生意，而這些資金來自盜用部分向印度人榨取的稅收。
在英國本土，人們稱這些從印度返鄉的新貴為「納波布」（Nabobs），這個稱呼源自孟加拉地區統治者的頭銜「納瓦布」（Nawab）。納波布普遍遭人鄙視，因為他們利用在印度的不法所得購買貴族的地產，藉此在議會中取得席位，在英國下議院形成自己的利益遊說團體，利用職權確保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特權。
因此，當史密斯譴責英國東印度公司「放任低薪的公務人員從事自己私人生意，聽任貪腐氾濫」時，他大可確定，眾多讀者一定深表贊同。然而，史密斯並不滿足於只提出道德譴責，他更決意要即刻廢除英國東印度公司及其「壟斷貿易」，因為這種貿易型態不僅掠奪印度人，也詐騙了英國本土同胞的財產：「英國居民不僅必須⋯⋯供養東印度公司的暴利，還必須承擔欺詐與管理不善衍生的極度浪費。」
英國佔領他人土地時，帝國的榮光或許令人驕傲，但事實上，這些遠方土地代價極其高昂：英國必須征服、管理並捍衛殖民地，防止其他歐洲競爭者搶奪。結果，英國政府不僅無法從中獲利，由於戰爭費用飆漲，還必須不斷借款支應。1700年，英國的債務為1,420萬英鎊，1763年達到一億三千萬英鎊，到了1800年更高達四億五千六百萬英鎊。
史密斯認為，只要放棄對殖民地的控管，就能以較低廉的方式進行世界貿易。史密斯的評估沒錯，1776年3月《國富論》出版，同年7月4日美國宣告獨立，結果不同於許多英國人的憂慮，失去對移居當地者的控制後，英國與美洲的貿易不僅未中斷，橫跨大西洋的生意甚至加倍蓬勃發展。
史密斯反對任何型態的壓迫，他不僅反對印度人與美洲原住民無法享有任何權利，也反對北美洲與加勒比（Karibik）大農場的奴隸制度。史密斯並非唯一想廢除英國奴隸買賣的啟蒙思想家，但其他廢奴主義者總是以道德為由，而史密斯雖贊同這種說法，更首度加入經濟因素。
他期盼能讓大家理解，剝奪他人的權利並不划算。「各時代與各國的經驗顯示⋯⋯表面上看來，奴隸的勞動力只需負擔他們的生活費，實際卻是最貴的。」因為奴隸缺乏動機，不會賣力工作或謹慎使用工具。「一個無法獲取財產的人，除了盡可能多吃少做，其他一概不關心。」
史密斯知道，當時人們無法立即理解奴隸制並不划算的道理，因為在美國南部與加勒比的大農場獲利相當可觀。於是，史密斯直接翻轉理由：高額利潤並非仰賴奴隸制，即使施行奴隸制，獲利依舊高昂。棉花、煙草與糖都是高獲利產物，因此能承受強迫勞動的龐大花費。反之，種植榖物的獲利老早就不豐，因此在康乃狄克州（Connecticut）和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vania）已捨棄較昂貴的奴隸，改雇一般日薪工。「種植甘蔗或煙草能負擔奴隸經濟的花費⋯⋯在主要作物為小麥的英國殖民地，絕大部分的勞動由自由民擔任。」
史密斯以一種矛盾現象作為論據：奴隸制度若真的划算，便會在北美洲全面推行，因為在當地一般的日薪工人非常昂貴。當地工人隨時能夠以自耕農的身分立足，因此可以此威脅，要求高昂的工資。當時土地夠廣，日薪工人不當自耕農，為他人耕種必定划算。因此，工人雖昂貴，卻仍有條件與奴隸競爭：「到最後，自由民的勞動比奴隸還便宜，這種現象甚至在波士頓、紐約、費城這些一般工人工資極高的地區皆如此。」
奴隸果真比較昂貴嗎？關於奴隸制度在資本主義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為何此種強迫勞動的型態在十九世紀遭到廢除等，至今各家意見依然分歧。對此，史密斯提出的一個論點，再次點燃經濟學的戰火。
史密斯生性好挑釁，因此他在《國富論》最後，再度將夢想成為龐大帝國的殖民狂熱者揶揄了一番：「英國的統治者以⋯⋯在大西洋西岸擁有一個龐大帝國的幻象取悅人民，但直到現在，這個帝國只存在幻想中。這個帝國從未存在過，有的只是對帝國的計畫；沒有金礦，有的只是對金礦的計畫；一個從以前到現在都非常昂貴的計畫⋯⋯永遠不可能有利潤。」因此他建議自己的祖國，「調整未來的展望與計畫，使之能配合其真實的平庸狀況。」
真是大膽至極！史密斯先是寫了一本名為《國富論》的書，看似允諾大家發大財──最後卻建議大家接受自己的平庸。但在史密斯看來並不矛盾：唯有鄰人也富有，我們才可能富有；平庸不可怕，平庸是平等的同義詞。史密斯希望自己的同胞能了解，剝削也會使剝削者變窮。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為《塔茲》（taz）日報財經記者。本文選自作者新作《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我們可以從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學到什麼？》（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