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這句堪稱經濟學上最著名的譬喻，出自亞當．史密斯。一即使沒聽過史密斯這號人物的人，通常也聽過這句可以總結他作品內容的簡潔說法。這個說法似乎在暗示史密斯曾經表示，國家只會礙事，自由市場則做了一切，因為他神奇地創造了財富。
這種詮釋其實是個誤解。在整本書中，這隻「看不見的手」只出現一次，而且在相當後面；就連「市場」一詞在史密斯的觀念中，也不像現在新自由主義者所宣揚的那麼重要。史密斯在《國富論》的序言中說明此書的篇章結構，但並未提及「市場」一詞。
史密斯希望說明，財富與成長從何而來，在其中市場雖扮演一定的角色，但史密斯認為，市場僅具有輔助功能。史密斯將他的著作命名為《國富論》，而非《市場自由》等名稱，可謂其來有自。
史密斯想藉此闡示，勞動才是一切財富的來源，而非如重商主義（Merkantilismus）者所言，在於金幣與銀幣的積累。若想對史密斯的《國富論》給予適當的評價，我們需要先了解他想擊敗何種學說；因此，我們有必要先簡短介紹何謂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者的謬誤：黃金無法致富
儘管許多歐洲人未意識到，歐洲是極為獨特的大陸，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其他地方，能在如此狹小的面積上聚集這麼多國家。羅馬帝國崩解後戰爭頻仍，唯有支付得起大批雇傭兵的國家才能存活。因此，各地軍閥都需要黃金與白銀支付軍隊酬勞。
很早以前，各地王侯必須處理如何增加自己國庫貴金屬數量的問題，而他們想到的辦法是現代經濟學中所謂的「經常帳盈餘」（Leistungsbilanzüberschuss），也就是必須讓出口大於進口，以便將黃金與白銀流入國內。
因此，各地王侯總是處心積慮地提倡本國的手工業與壟斷性工場，以生產出口商品。反之，進口商品則遭到禁止並課以高額關稅，這種種舉措後來被稱為「重商主義」。
重商主義者並非理論家，而是實踐者。他們大抵是國王的行政官員或商人，因此他們並未發展出統一的「體系」，但會針對如何增加國家的黃金與白銀庫藏提出諸多建議。在歐洲各國，其重商主義各有自己的樣貌。
史上第一位重商主義者或許是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三世（Edward III），他在1327至1377年執政，而且只穿戴英格蘭毛料裁製的衣物，藉此鼓勵臣民購買國產品，不要買當時最流行的法蘭德斯（Flandern）布料。同時，愛德華三世還將法蘭德斯的織工挖角到英格蘭，為英格蘭商人指導最新技術。由此看來，中世紀時歐洲便已出現抄襲模仿的風氣了。
就個別的王侯來看，促進本國的出口業是理所當然的，但重商主義卻存在當時人便已察覺的重大缺點。
第一、不可能每個國家都只出口而不進口，因為如此一來，貿易便陷於停頓。
第二、重商主義雖然於王侯有利，卻不利於消費者。高額的進口關稅屬於國王徵收的特別稅，卻是擾民的舉措。此外，許多手工作坊的所有者利用這種保護傘來對抗外國競爭者，他們提供品質低劣的產品，卻索求過高的價格，堪稱大發壟斷財。
第三、重商主義不斷引發貿易戰，使歐洲動盪不安，並導致爭奪領土的全球性戰爭，因為各地王侯誤解國際貿易是一場零和賽局：有一國贏，就必然有一國輸。史密斯才點出將貿易夥伴視同敵人，是一種荒謬的作法，而殖民地也未能帶來好處。
第四、最重要的是，重商主義的基本假設為，擁有最多黃金與白銀的國家，便是最富有的國家。然而，西班牙的命運卻在當時人心中投下震撼彈：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發現龐大的黃金，尤其是白銀礦藏；根據重商主義者的邏輯，西班牙應該極為富有。事實卻是，西班牙自十六世紀起便急遽變窮；反觀荷蘭與英國，二者雖無貴金屬可供開採，卻一路崛起，成為貿易大國。由此看來，豐沛的黃金與白銀流入，反倒成了一種詛咒──為何如此？
於是，《國富論》將矛頭對準重商主義，後來史密斯以「剽悍的攻擊」來形容自己這部作品，宣稱他意在「摧毀英國的整體商業體系」。然而，《國富論》不僅提出強而有力的批判，史密斯更希望對財富如何生成提出全新的闡釋。
此時之所以能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有史以來英國的國民收入首度持續增加。自十八世紀起，英國經濟開始出現明顯的成長，英國人也驚喜發現自己變得更有錢了。《國富論》開頭便提到，即使是一般勞工的生活都比他們的祖先好得多。史密斯更詳細列舉，英國一名日薪工人甚至擁有一件羊毛料外套、一件亞麻襯衫、一張床，刀叉、陶製器皿、錫盤和玻璃窗等。
即使在偏僻的蘇格蘭，財富也同樣增長，而且惠及最貧窮的人家──此時不再有饑荒，這可是前所未有的現象。1695至1699年，五年之間四次歉收，導致一次人口大量死亡，15%的蘇格蘭人在這場災難中喪命。1740-41年，雖然再度出現一次災難性的糧食歉收，但沒有人因此餓死，因為此時交通網已經相當發達，可以從英國其他地區運來糧食。而在平常日子裡，下層階級的生活也比從前過得要好，他們買得起奶油、乳酪和魚，爐灶裡燒的是煤炭而非泥炭。
儘管現在連最窮的人都吃得比以前好，不必擔心餓死，但受惠於新財富的，主要是佔極少數的中、高階層人士。這些人的享受大幅提升，證據之一是更多人有能力購買更多書籍，以致蘇格蘭的紙張產量增為四倍，而馬車、香水等其他消費品或住宿旅店、客棧的需求也同樣增加。
這些新財富若非如同重商主義者的假設，是拜黃金與白銀存量所賜，那麼究竟從何而來？史密斯對此的解答是：創造財富的是人們的勞動；勞動力生產了人們所消費的商品與服務。
沒有勞動力就沒有財富，對今天的人來說，這似乎是理所當然的道理。但在這種理解的背後，其實蘊藏著某種就此翻轉經濟學的理論革命：黃金與白銀都具有資產價值，以德文的經濟學術語稱之，便是「存量」（Bestandsgröße）──要嘛有金幣，要嘛沒有。但史密斯將勞動力擺到中心位置，他將重點移轉到收入，這是一種「流量」（Strömungsgröße）。於是，財富重新受到定義：財富不是存放在保險箱裡的所有物，而是由生產過程創造的。
然而，單單勞動力，仍無法解釋為何突然出現一片榮景？人類向來必須辛勤勞動，《聖經》已深入描寫人類被逐出伊甸園的故事，藉以彰顯永無止歇的勞動有多辛勞。既然勞動是人類的宿命，又為何使得十八世紀的英國人較前人富裕？史密斯相信自己已經找到解答，這就是「分工原則」。《國富論》始於探討分工，而這個主題也貫穿全書。
＊作者烏麗克．赫爾曼（Ulrike Herrmann）為《塔茲》（taz）日報財經記者。本文選自作者新作《除了資本主義，我們有更好的方法解決當前的經濟危機嗎？：我們可以從史密斯、馬克思和凱因斯學到什麼？》（遠足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