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閉塞民智,梁啓超明確反對:《世紀中國》選摘(2)

2020-07-28 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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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滿中日簽訂的「二十一條要求」及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於1919年5月4日發起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暴力,以此抗議和對抗政府,呼籲追隨民主與科學,並主張「外爭主權,內除國賊」。(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因不滿中日簽訂的「二十一條要求」及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於1919年5月4日發起示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暴力,以此抗議和對抗政府,呼籲追隨民主與科學,並主張「外爭主權,內除國賊」。(資料照,取自維基百科/公有領域)

五四運動的知識思想浪潮,從發生的中心點北京,一路擴散到中國偏遠的內陸省分,青年毛澤東的經歷可以說明此一過程。日後領導中國共產黨達四十餘年的毛,此時還是個靠自學獲取知識的中學畢業生,他寫過幾本內容激進的小冊子,在湖南省會長沙經營一間小書店。根據現存於世的書店銷售紀錄,在1920年的四十天期間,書店賣出三十本英國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的《政治哲學》(Political Ideals)、五部美國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演說集、三十本無政府主義思想家克魯泡特金(Kropatkin)的文集、五本《愛的成年式》(The Coming of Age of Love)、十本達爾文(Darwin)的《物種起源》(Origin of Species)、數十冊關於俄國革命與科學方法論的研究集、超過四十部胡適以白話文撰寫的《嘗試集》(胡適是北大教授,也是五四運動的領軍人物)、最後是165本「五四運動」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銷售上述這些書籍共獲利三十五元;淨利是虧損的,不過書店的五名員工都沒有支領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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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今日中國仍然如此稱呼)更長遠的目標,是要終結當前中國的軍閥混戰,並且以大眾接受的兩個中心概念——民主與科學,和國家政治重新步上軌道兩相結合起來,如此就能將中國帶往和西方並駕齊驅的發展道路上。問題是:這樣的改變要如何產生?自從宋教仁遇刺、國民黨遭到袁世凱擊潰以來,聰明才智之士持續投身政治,但是他們後來發現:自己懷抱的使命幾乎不可能實現。思想家暨政治活動家梁啟超此時的經歷,再次證明了政治變革在此時的中國絕非易事。梁氏於1916年最終厭棄了袁世凱,與其分道揚鑣,而在袁死後,舊國會於1917年重新集會,梁又重返政治舞台。他接受總理段祺瑞的任命,出任段內閣的財政總長,然而,梁對於段暗中向日本巨額貸款一事竟毫無所知。梁啟超支持段祺瑞參與歐戰的決定。直到隔年,他才永遠退出政壇,將此生剩餘的十一年光陰投注在研究、教授歷史和著書立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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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章宗祥與曹汝霖(左、右分別是章、曹二人,這張照片攝於1914 年)私下為段祺瑞安排向日本借款。日本則在中國取得大量領土主權讓步以作為回報。(左岸文化提供)

梁啟超在著作中明確表達反對馬克思主義各項教條的立場。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有如晚清的儒教,不但狹隘、限制思想,而且閉塞民智。然而,縱使梁氏的見解得到若干人支持,時代的潮流仍舊堅定地朝其他方向前進。早在二十世紀初、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便有許多中國青年前往巴黎留學,深受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思想的薰陶。後來成為富商的浙江人張人傑,便是這些留法青年當中的佼佼者。他在1902年獲得駐法公使參贊的頭銜前往法國;到了1907年,張已經成為革命團體在法國辦雜誌和研究會的經費贊助者。張人傑在1906年時首次見到孫中山,隔年至少捐了六萬銀元給孫的反清革命團體。1912年,當張氏隨孫中山回國,共同效力於民國之時,他的友人創立了留法儉學會,使貧寒的中國學生得以先在設於北京的留法預備學校學習法語後,到巴黎南邊約九十公里的蒙達爾(Montargis)學院留學。1913年,在袁世凱取締國會中的國民黨人之際,許多孫中山的追隨者竟未隨他流亡日本,反倒選擇前往法國。到了1915年,他們將原來的「留法儉學會」轉型成為「勤工儉學運動」,參與該運動的中國成員在法國工廠工作,一面獲得勞動經驗,一面賺取自己的學費。

1917年,由於中國本身經濟情勢發生變化,促使志願遠赴歐洲、參與對抗德國戰爭的人數出現驚人成長。超過十萬名中國勞工,分別由各地經船運或火車,穿越太平洋或經由加拿大的越洲鐵路,再轉從大西洋抵達法國,協助協約國船艦卸載貨物,運送補給品到前線,並且幫助清掃戰場以及掩埋死者。兩千餘名中國人最終在此喪命,他們或死於德軍的槍彈與轟炸,或因疾病而犧牲。可是,有更多人在這裡接受國內無法得到的教育。中國志工團體(由那些在美國或歐洲受教育的人士組成)也到這裡來為國人同胞服務,教導他們讀寫及工業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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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段祺瑞(圖2)於1916 年袁世凱死後出任國務總理。(左岸文化提供)

這時在法國的中國人,包括數百名留學生,以及十萬名以上的勞工——另外還要加上至少一千名中國學生,他們受到國內五四運動的鼓舞,還有此地勃興的馬克思研究團體的影響,變得十分激進。這些新團體(其中包括新近從傳統桎梏中掙脫的女學生)有不少人和法國激進人士會面,並被引介加入共產黨。當這些學生於1920年代回到中國後,在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召開首次全國代表大會時,都成為黨內的活躍成員。他們之中有不少日後留名中共黨史的關鍵人物:例如1920年代後期、中共處在艱困歲月時,領導全黨的李立三,以及周恩來和陳毅這兩位1920年代的勤工儉學領導人,在毛澤東於1935年取得黨內領導權後,直到1976年毛過世為止,都是他的得力助手(譯按:陳毅死於1972年,周恩來死於1976年1月8日,都在毛生前離世);最後還有鄧小平,他在1920年啟程赴法時年僅十六歲。日後,鄧注定帶領中國走上經濟發展復興的道路;從毛澤東死後起,直到1990年代。

這些「歸國」的學生倘若單憑自己的本事,恐怕沒辦法有效建立起共產黨的組織,況且由於他們缺乏發展組織的經驗,幾乎可以肯定:他們很快就會遭到各路軍閥人馬的圍捕與處決。好在他們留學法國時,正好遇上蘇聯領導人列寧(Vladimir Lenin)在1919年,也就是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兩週年後,做出了一項關鍵決定:蘇聯共產黨以共產國際(Comintern)的名義,派出一個善於發展組織的代表團到中國來。這些共產國際的代表包括一位俄國人、一位荷蘭人以及至少一位中國人,他們抵達中國的第一站是北京,首先從北京大學曾經贊助馬克思主義學會的教員中,發展第一批成員,他們都是五四運動的領袖人物。共產國際代表接著前往上海都會區,與前北大文學院院長、現任《新青年》總編輯陳獨秀接觸。共產國際清晰的革命訊息,以及代表們在發展組織上的高超技巧,都讓陳獨秀立刻為之折服。在陳的協助下,他們開始在勞工組織裡尋找能成為未來中共領導人的活動份子,並於1921年召開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樣重要的是,他們緊緊抓住了孫中山這股勢力。袁世凱死後,孫於1917年回到華南,試圖重建已搖搖欲墜的政治大本營。他即將成為共產國際鼓動社會主義革命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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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五四運動示威抗議的市民在天安門前集合,天安門前廣場正是1919 年5 月4 日那天的運動爆發之地。之前的《凡爾賽和約》,將段祺瑞的醜惡意圖以及他暗中對日借款之事公諸於眾,遂引發五四運動。(攝影者:甘博。左岸文化提供)

自1890年代末起,孫中山就開始對社會主義理念感興趣,當時他於首次流亡海外時途經歐洲,閱讀了很多當前社會主義的文獻。在1913年之後孫氏二度流亡海外期間,他的理念又因為日本社會主義者而得以增強,而或許日本社會主義者也因為孫的緣故,對美國勞工運動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不論美國勞工運動對於在美華工的權利抱持怎樣的反對態度,此時美國的勞工組織已經發展得十分複雜精細。而在1920年以後,社會主義引發民眾支持的潛力對孫中山來說更為重要,因為當時他正準備在上海或廣州組織政府,與北京分庭抗禮,以重新致力於國家統一大業。然而,這時的孫中山極度欠缺資金,麾下能幫助他發展組織或通曉行政的能手也寥寥無幾,也沒有一支聽命於他的軍事武力。因此,孫在一開始只好與他所在之處的軍閥結成同盟,或令人感到羞辱地寄人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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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她們是赴日留學的中國婦女,她們的穿著混合了傳統與西方服飾。當時的日本有許多中國留學生團體,這些留日學生深受日本進步氛圍吸引,其混合了傳統東方價值與現代西方秩序。(左岸文化提供)

共產國際的代表和蘇聯派來的其他交涉人員,終於在1922年和孫中山取得接觸,他們很明智地沒有要孫接受共產黨領導。相反地,共產國際代表遵循列寧及其顧問制定的各種路線,提議建立某種聯盟關係,並由孫氏來領導。如此一來,身為中國國民黨的總理(這個國民黨是孫重新組織、整合而設立,在不到十年間已改組三次),孫中山就有機會能實現自己對政治體系的理想。他以獨創的「三民主義」來說明自己對理想政治體系的構想。在這套兼容並蓄的獨特思想體系中,孫氏試圖運用政治民主、社會主義和反帝國主義民族思想等關鍵價值,來謀求國家的復興與統一。由於共產國際的政策支持本土民族主義運動,因此只要他們提供反帝、反封建的保證承諾,孫中山就能獲得大力援助。蘇聯透過共產國際,以海運將資金、武器以及軍事顧問送抵廣州。共產國際決定,目前規模尚小、但充滿能量的中共將加入孫的國民黨,跨黨的中共黨員們遵循馬克斯列寧主義路線,結合孫中山的反封建、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為國共兩黨創設農民與勞工運動部門。中共黨人在原來反資本家、反軍閥、反地主的鬥爭目標上又添加一項內容:反帝國主義鬥爭,試圖終結外國在中國的特權,恢復國家主權。

20200709-《世紀中國》立體書封。(左岸文化)
《世紀中國》立體書封。(左岸文化)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著作極豐,包括《世紀中國》、《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世紀中國:近代中國百年圖像史》(左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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