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17年，由於《新青年》雜誌風行一時，加上那群年輕、大都在海外留學的教職員的聲望，使得北京大學成為重要思想與思辯的中心。北大在其思考靈活、度量寬宏的校長蔡元培帶領下，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主動，聘用了不少擁護新思潮的青年男女為師。蔡元培曾經到德國修習政治哲學，因此接受過西方思潮洗禮，但他同時也在科舉中取得最高等級的進士功名，是清朝末年傳統學問的重要學者。正因如此，蔡得以運用其經驗，提倡以新的學術方法來研究中國固有文化；北大的教員陣容濟濟多士，其中包括中國古典文獻的專家，鑽研上古甲骨文和青銅器的學者，以及歷朝歷代史上的文學遺產，他們研究的對象從唐、宋的偉大詩人到十八世紀影響深遠的小說巨著，像是《儒林外史》與《紅樓夢》。這些錯綜複雜的思想、信仰和社會行動主義彼此激盪，在「五四運動」的大旗下交會在一處。「五四運動」名稱的由來，是為了彰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各種戲劇性事件。
在「五四」爆發前幾個月，北大的文化思潮與國際間的外交折衝，以及國內混亂複雜的軍閥政治碰撞在一起，而產生了強烈的化學效應。1917年8月，北洋政府對德國正式宣戰。傳統中國的外交及外交政策很少越出國境，也從來不曾嘗試涉入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所以這次對德宣戰可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中國雖然宣戰了，派往戰場參加戰事的卻不是戰鬥兵員，因為西方認為，中國的軍隊不具備在戰況慘烈的西歐戰線──機械化戰爭中作戰的能力。但是中國可以提供另一種服務，因為在1917年時，英國軍隊正面臨人力短缺的重大危機。
中國加入法國、英國、日本等協約國陣營，於1917年參加一次大戰，促成此事的國務總理段祺瑞（他本人之前也是軍閥）有許多難以告人的動機。表面上，段準備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以實施赴歐洲參戰。但實際上，段將這筆錢拿來鞏固自己在北方的地盤，然後策動麾下部隊揮戈南下，以武力完成國家統一大業。作為償還貸款的抵押，日本在中國獲得修築鐵路、架設電報網路的特許權利，同時得到設置銀行、採礦、販售軍事裝備，以及未特別指名的「修復項目」中，取得特惠權。在1918年，段再次向日本貸款後，將原為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各項權利讓予日本（自1914年起，日本即出兵佔領山東）；同時，段還開放東北、內蒙給日本駐軍，並在自己軍中聘用日本軍事顧問。
在巴黎和會於1919年初協商條約期間，段祺瑞之前私下做的各種交易，現在都公諸於眾，使得中國外交官於駐在國顏面掃地，在國內則引發輿論的熊熊怒火。其結果便是，在1919年5月4日這天，北京發生了一連串憤怒且參雜暴力的反政府示威，這股浪潮很快席捲其他城市，學生、教師、城鎮市民、商人和工廠勞工紛紛加入。接連出現的示威遊行迫使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最終未簽署《凡爾賽和約》。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著作極豐，包括《世紀中國》、《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世紀中國：近代中國百年圖像史》（左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