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清朝覆亡時政治局面動盪不安，整個國家還是處在一種相對繁榮的狀態。少了清廷官僚的桎梏，新的貿易商業活動頻繁昌盛。自晚清開始的鐵路修築計畫現在持續進行，即便這些計畫有外國投資參與其中，中國的企業家仍然因此獲得新的機會，得以低廉而快速的大量運送貨物和原料。生意人很快就從美孚洋行（Standard Oil，或譯為標準石油）或英美菸草公司（British American Tabacco Company）這樣的公司行號學會西式的廣告技巧與促銷手法。廣泛銷售的進口煤油和石油，再加上國外資金投注興建的發電廠，都是新穎且具備擴充廠房潛力的能源。
如商會這樣的民間社團組織，自清末開始興起，此時的發展來到新的高峰；通常這類商會的會長會照管所在城市的大片區域，支持民間對城市新基礎建設的投資。路燈和電話的設置，使得城市生活更加安全，商業貿易往來也更為簡便。儘管此刻能供汽車行駛的馬路為數不多，但是改良型的人力車，搭配可充氣式的輪胎，加快了人們在城市裡移動的速度，並且給予數萬名工人新的就業機會——在這些工人中，有許多是革命後被剝奪財產的滿人。
中國商業菁英人士的教育程度比從前更高，他們通常在家鄉就讀外國人興辦的學校，或留學海外大專院校。化學教育使得鹽業及其相關產業開始轉型，從而在紡織纖維染色和加工、玻璃製造和鋼鐵生產等領域取得了技術突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同樣也對中國的工業和經濟發展起了刺激效應，因為許多在華西方人士被徵召回國加入軍隊，使得一整個新世代的中國技術人員有機會接手西方人留下的管理職務空缺，這些技術人員都是由外國技師訓練出來的。此外，由於大戰爆發的緣故，船運由遠東海域召回，以及歐陸補給品與備用零件的欠缺，都激發中國工程師的創造力，並導致替代品的進口。
如此增長的必然結果，是中國發展出一批為數眾多的工業勞動力量。雖然傳統手工業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受到這些變化的影響，但是新的就業機會出現，加上農村地區因為爆發零星戰鬥而導致的困難情形，促使農村人口移往某些較大的城市尋求工作機會。在這些城市裡，他們與傳統手工業行會的成員，以及當地匠師不安地共處，這些匠師扎根在地已有多時，對於經濟商機和孰先孰後有更準確的判斷。隨著中國日益堅定地融入國際商業和貿易的世界，其農業生產受到世界經濟不穩定周期的影響，導致難以事先預料的危機，特別是在那些從原來維持生計的農作，改為栽種利潤誘人的經濟作物（如絲綢、棉花或煙草）的農民，更是如此。
清朝覆亡後不久，各省大片地區逐漸落入軍閥掌握，卻未阻礙經濟活動的成長；同樣地，動盪的局勢也未對思想界造成束縛或限制。事實上，中央政治權威的衰弱，使得中國思想界得以大放異彩，以至於有一種說法，稱這段時期為第二次文藝復興，堪與十五世紀時歐洲的文藝復興相比。但這是一種容易使人誤解的說法，因為中國的情形，並不只是重新發掘古典時代被遺忘的元素，然後將其嫁接在當前的思想體系上，用以創造出一個新形態的文化來。相反地，當時中國的知識份子是從全世界的文化中汲取養分，將自身文化與各式各樣的外來概念作比較，挑戰從傳統繼承而來的認定與信念。同時他們深信：唯有因應中國的需要，創造性地改編、學習外來思想，才能將國家從軍閥和列強肆虐的分崩離析局面中解救出來。
語言本身也是與這些思想上的追尋相關的面向。傳統中國所使用的文言文極難掌握，因此只有少數菁英才能精通運用。只有那些有大量時間學習、思考的人，才能領略文言文的精微之處，而隨著民主與社會主義思想在中國佔有一席之地，開始有學生和學者倡議放棄傳統文言文，甚至放棄中國原有的表意文字。有些人建議改採世界語（Esperanto），或徹底將中國文字改為羅馬拼音，又或者運用注音符號系統來進行所有語言表達。最後終於拍板定案：文言文的書寫形式，應該改為模仿口語或白話的語言模式。如此一來，複雜深刻的理念就可以傳遞給庶民大眾。白話文的興起促成小說、詩歌和政治理論著作出現的新契機，學者文人在實驗各種替代的韻律和結構時，很快就掌握了運用白話文的竅門，並創造新詞來表達新思想。有若干學者文人哀嘆白話文失去了文字的典雅、精確和優美。然而對年輕一輩來說，這樣的改變卻是重新喚醒國家民族的象徵，也是讓中華文化與世界各大文化並駕齊驅的契機。
在1910年代後期，數以萬計留學海外的男女學生歸返故里，將他們帶回國內的新思想發揚光大。採用西方課程標準教學的中學和大專院校繼續增加。很多新的文學、科學和政治期刊開始在全國各地販售進步刊物的書店裡傳播，這些期刊大受年輕讀者歡迎。在這類新期刊、乃至於近年來讀者群快速擴展的白話報紙上刊載的廣告，也帶來各種外國生活方式的訊息與想像。大量外文小說作品（尤其是法文、英文和俄文小說）被譯介為中文，同時還有許多關於社會與政治理論的深奧之作被介紹到中國，其中有許多篇首先刊載在以北京大學教員為主要編輯群的《新青年》雜誌。探討那個時代的社會亂象，以及試圖深化個人精神認知的作品，特別受讀者歡迎。譬如易卜生（Ibsen）的戲劇呈現出個人意志在社會中作用的新概念，以及中產階級家庭中女性受束縛的困境。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著作介紹了人類潛意識中慾望、動機與行為的力量。經由對馬克思以及各種形式的行會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無政府主義（anarchism）的簡單介紹，社會主義思想開始傳播。西方科學的重要性受到詳盡討論，而那些類科學或科學思想——例如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Darwinism），提出調整社會結構以適應時代壓力，避免過時及其後遭淘汰的必要性——一時之間也蔚為盛行。
到了1917年，由於《新青年》雜誌風行一時，加上那群年輕、大都在海外留學的教職員的聲望，使得北京大學成為重要思想與思辯的中心。北大在其思考靈活、度量寬宏的校長蔡元培帶領下，表現出非凡的勇氣和主動，聘用了不少擁護新思潮的青年男女為師。蔡元培曾經到德國修習政治哲學，因此接受過西方思潮洗禮，但他同時也在科舉中取得最高等級的進士功名，是清朝末年傳統學問的重要學者。正因如此，蔡得以運用其經驗，提倡以新的學術方法來研究中國固有文化；北大的教員陣容濟濟多士，其中包括中國古典文獻的專家，鑽研上古甲骨文和青銅器的學者，以及歷朝歷代史上的文學遺產，他們研究的對象從唐、宋的偉大詩人到十八世紀影響深遠的小說巨著，像是《儒林外史》與《紅樓夢》。這些錯綜複雜的思想、信仰和社會行動主義彼此激盪，在「五四運動」的大旗下交會在一處。「五四運動」名稱的由來，是為了彰顯發生在1919年5月4日那天的各種戲劇性事件。
在「五四」爆發前幾個月，北大的文化思潮與國際間的外交折衝，以及國內混亂複雜的軍閥政治碰撞在一起，而產生了強烈的化學效應。1917年8月，北洋政府對德國正式宣戰。傳統中國的外交及外交政策很少越出國境，也從來不曾嘗試涉入發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事件，所以這次對德宣戰可謂邁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中國雖然宣戰了，派往戰場參加戰事的卻不是戰鬥兵員，因為西方認為，中國的軍隊不具備在戰況慘烈的西歐戰線──機械化戰爭中作戰的能力。但是中國可以提供另一種服務，因為在1917年時，英國軍隊正面臨人力短缺的重大危機。
中國加入法國、英國、日本等協約國陣營，於1917年參加一次大戰，促成此事的國務總理段祺瑞（他本人之前也是軍閥）有許多難以告人的動機。表面上，段準備向日本政府大舉借款，以實施赴歐洲參戰。但實際上，段將這筆錢拿來鞏固自己在北方的地盤，然後策動麾下部隊揮戈南下，以武力完成國家統一大業。作為償還貸款的抵押，日本在中國獲得修築鐵路、架設電報網路的特許權利，同時得到設置銀行、採礦、販售軍事裝備，以及未特別指名的「修復項目」中，取得特惠權。在1918年，段再次向日本貸款後，將原為德國勢力範圍的山東各項權利讓予日本（自1914年起，日本即出兵佔領山東）；同時，段還開放東北、內蒙給日本駐軍，並在自己軍中聘用日本軍事顧問。
在巴黎和會於1919年初協商條約期間，段祺瑞之前私下做的各種交易，現在都公諸於眾，使得中國外交官於駐在國顏面掃地，在國內則引發輿論的熊熊怒火。其結果便是，在1919年5月4日這天，北京發生了一連串憤怒且參雜暴力的反政府示威，這股浪潮很快席捲其他城市，學生、教師、城鎮市民、商人和工廠勞工紛紛加入。接連出現的示威遊行迫使出席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最終未簽署《凡爾賽和約》。
＊作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是國際知名的中國近現代史專家，著作極豐，包括《世紀中國》、《追尋現代中國》、《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太平天國》、《改變中國》、《康熙》、《天安門》、《曹寅與康熙》、《胡若望的疑問》（以上由時報文化出版）、《大汗之國：西方眼中的中國》（商務）、《婦人王氏之死》（麥田）、《利瑪竇的記憶宮殿》（麥田）。本文選自作者著作《世紀中國：近代中國百年圖像史》（左岸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