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政府與仲介對外籍移工就像是權力施展的呈現。制法者形塑一個看似合理的意識形態，藉由對外籍移工的控制與規範，達成利益的單方面權衡，剝奪了外籍移工的個體展演；外籍移工團體則成為特定的主體，卻無法或難以對掌權者進行反制或抗爭。《就業服務法》裡的幾項規定，便體現了外籍移工如何被牽制：
（1）限制性引進：僅某些產業或職業允許引進外勞。
（2）時間限制：初期規定兩年，得延展一年，後改為三年，得延展三年。 （3）限制參與國內勞動市場的自由：外勞不得任意轉換雇主。
（4）限制居住地點：除非獲政府許可，不得改變居住地點。
（5）限制引進來源國：由政府選定少數來源國；除漁工外，嚴禁引進大陸勞工，亦即，嚴禁大陸勞工「登陸」台灣
（夏曉鵑（2005）。全球化下移民／移工問題。（Oct.14, 2005））
除了上述規定，移工常面臨高工時、低工資、沒有休假等等惡劣的勞工環境，其勞力付出並沒有實質反映在薪資待遇上。在種種結構性的問題之下，不平等的僱傭關係，使的移工既無法轉移雇主，也因合約的束縛無法逕行離開，進而有逃離既有體制、四處打零工維生的失聯移工出現，也使的移工持續處於劣勢的局勢，卻因權力的擴張而無法使用反制的方式保護自己的權益，成為一般民眾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框架。
外勞、移工的標籤與汙名化
「外勞」是目前較常被用來稱呼來自東南亞地區的外籍移工的名稱。隨著產業結構的變遷與國民所得提升，越來越少人願意從事技術層面且薪資較低的工作；而企業為了壓低生產成本獲取更高的利潤，進而壓低藍領階級工人的工資，雙重因素的交織影響下，外籍勞工的引進正好填補了此空缺，也因此外籍移工所從事的大多為高工時、低薪資、甚至是高風險的工作。
外籍移工來到台灣除了有語言上的隔閡，還有文化上的差異尚須克服與適應。也由於風俗民情的不同，再加上大眾對東南亞地區普遍存在著落後、衛生環境不佳、媒體對於移工的犯罪行為放大檢視與報導，形塑本國人民對外籍勞工的刻板印象，外籍勞工這個名稱被汙名化。在2019年移民署因應各國慣用語，將外僑居留證上的居留事由的「外勞」更名為「移工」，希望帶動社會更友善、尊重與包容的用語：
近年從人權團體、社福機構到政府也呼籲以「移工」這個相對中性的名稱，來稱呼這群從海外移駐到台灣工作的人。將「逃跑」、「逃逸」改成「失聯」、「無證」，也是類似的邏輯，希望用較為中性的字眼取代有強烈指責意味的詞彙，進而扭轉社會大眾長年以來對移工的負面印象，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友善尊重的環境。（Allison（2019）。移工罪與罰:那些血淚交織的在台工作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