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內部發展呈現多重衰竭徵候時，習政權卻用好戰姿態與《港區國安法》的荒謬立法，加重原本的統治危機。習政權的帝國夢缺乏相應的治理能力，習帝國的「季孫之憂」就在蕭牆內。
中國人大常委會無異議通過《港區國安法》，管轄範圍不只包括屬地原則（在香港發生）、屬人原則（香港人犯行），還有匪夷所思的「結果影響原則」（影響香港人對中國政府不滿的引人憎恨罪）。這個超越國境、規範他國公民在別國言行的規定，被陸委會主委陳明通形容為「天朝對世界發出的律令」；美國國務龐佩歐（Mike Pompeo）直稱：「這是令人髮指，而且對所有國家的一種羞辱。」
不是天朝秩序而是無賴流氓政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則回罵稱：「制定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純屬中國內政。」美方沒資格說三道四。
正如我在《新新聞》一七〇〇期專欄所說的，中國面對世界的態度是矛盾混亂的。一方面基於中華帝國漫無邊界的「天下」想像，主張「ＸＸ地區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一旦面對它國抗議其單邊行動的蠻橫荒謬時，就抬出民族國家在領土邊界內的司法管轄權說：「中國領土主權神聖不可侵犯，不容他國說三道四。」中國官方以兩個互相矛盾的理由，進行機會主義式的運用，以至於領土界線忽大忽小，大家都成了「周邊有事國家」。
陸委會說中國是發出天朝律令，其實是抬舉了它，因為傳統天朝秩序自有一套複雜的宗藩體制做支撐，即使皇帝也不能任意為之，這也就是它可以做為正當性來源的理由；但中國政府現在表現的，卻只是無賴流氓性格的權力政治。
如今這個權力政治以直接暴力，支撐一個在港府之上的太上皇組織，可以進行黑箱審理、任意詮釋你說的話，甚至指控你心中有沒說出來的話，然後雖遠必誅，對你進行全世界的抓捕。
所以重點已經不是言論自由或人權，而是全世界的人，都必須根據習近平的意志，來說出他喜歡聽的話。中國的國家安全，就是習近平與共產黨的權力安全，每個人都必須「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把對習政權的赤膽忠心當空氣吸入，變成身體與思想的一部分。
這其實是中國政治最黑暗的一面，法家的「誅心」、「腹誹」、「羅織」與「瓜蔓抄」。有罪無罪，存乎武力擁有者心之所喜。這種流氓惡棍的文化，透過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後的奪權、農民革命路線的實踐，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造反運動，沉澱為共產中國的政治文化基底，成為今天所謂的戰狼心性。
帝國治理失能只得大手筆維穩
許多學者指出，民族國家與帝國統治其實並不衝突，十九世紀大英帝國的全球霸權就是典型案例。不過這個論斷，至少必須立基在兩個前提之上：
第一，帝國做為大型政治單位，在兼併廣大領土時，必須顧及眾多不同歷史語言與文化的族群，因此暴力與壓迫雖難以避免，然而成功的帝國治理，一定要能協調內部不同民族的多樣性，尋求和解的可能性，才能將征服轉為利益。
第二，相較於納貢體系的農業帝國，現代工業帝國的治理，必須對眾多人口與更加複雜的自然與人文環境，進行直接而有效率的治理，才能持續動員更大的人力、物力，以支持科技發展與戰爭準備。
最近許多人談到長江汛期與三峽大壩的危險，這是長期以來只求開發、不顧水土保持的後果。它跟肺炎、豬瘟、貧富差距、金融危機一樣，都是單方面追求國內生產毛額（GDP）成長所導致的治理失敗。這些治理失敗現在聚在一起，反過來成為GDP繼續成長的障礙。為了控制這些治理失敗，維穩支出一路攀升，結果是中國政府必須花兩筆國防安全支出，一筆對付國外敵人，另一筆鎮壓自己國民。
在面對疫情、水患、經濟下滑與金融危機等多重發展衰竭症狀下，中國甩鍋的方式，是跟印度、南海各國、日本、台灣以及這些國家背後的美國，同時擺出戰爭姿態。現在再加上《港區國安法》的高壓政策宣揚國威，結果是讓大部分香港人都變成港獨，台灣人則無一不是台獨，包括國民黨內九二共識的支持者，以及賣力揮舞中華民國國旗的所有韓粉。
恫嚇與分化才是中國最厲害的武器
習近平在他的統治危機中，拙劣地模仿毛澤東的「天下大亂，形勢大好」，卻把所有潛在的國內與國際盟友打成敵人，加重原本的統治危機。這絕非一個理性計算、審時度勢下的帝國治理之術。比較合理的解釋是，中國內部一定有強大的壓力，逼得習近平不得不走上這條「攬炒」的險路，卻要以香港整個世代的年輕人為祭旗。
中國對台灣擺出戰爭姿態，媒體也常討論解放軍可以在多少個小時之內攻占台灣的問題。我們當然要料敵從嚴，但可以想想，解放軍建軍以來，對外戰爭什麼時候曾經明確地贏得一場重大勝利？毛澤東曾明白說過：「核子彈放在發射架上的威力最大」，宣傳、欺瞞、恫嚇與分化才是中國最厲害的武器。
＊本文原刊新新聞第1740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