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的中國可以容許資本主義，但必須符合國家利益。某些市場自由化將會繼續，但不能讓國家無法控制戰略產業。其實中國有一些思想家贊成更市場化的經濟轉型，但他們並不在習的圈子裡。
習對市場的懷疑，跟他對憲政民主、新聞自由、公民參與、普世人權等等西方理念的蔑視一脈相承。這些都詳列在2013年《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首次披露的共產黨內部第9號文件中。文件寫道：「西方反華勢力和境內『異見分子』還不斷在我國意識形態領域搞滲透活動。」
有趣的是，這一直沒有得到西方重視。5年來中國的魄力（有人可能稱之為「侵略」）日增，美國企業也對他們在中國面臨的市場壁壘越感不耐，華盛頓當局終於採取行動，加徵關稅、針對中國在美投資設立限制，並制裁華為。對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來說，他們與中國關係的轉折點則是因為近期的武漢肺炎大流行和港版《國安法》的宣布。
這些對中國經濟來說都不是好事，今年的經濟成長率可能只有1至2%。長期來看，外國在選擇直接投資地點時可能會逐漸放棄中國。這種情況在科技業就曾發生過。全球市值最高的網際網路巨頭Facebook、Amazon和Google，在中國的業務皆無足輕重。一些前景看好的亞洲科技新創，例如叫車服務龍頭Grab和Gojek，市值分別是140億美元和100億美元，皆在東南亞開展業務，而非中國。
外企須採取更微妙平衡策略
長遠來說，在中國的外資企業不得不採取一種更微妙的平衡策略。一方面，他們必須服膺於執政的共產黨路線，否則就有可能危及其在中國大陸或香港的生意。然而，向北京卑躬屈膝卻會在自己國內製造麻煩。
英國滙豐銀行（HSBC）和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就是典型例子。這兩家銀行最近都表態支持港版《國安法》；滙豐亞太區行政總裁王冬勝也簽名連署支持。渣打銀行在給《金融時報》（The Financial Times）的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相信港版《國安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經濟和社會長期繁榮穩定。」
滙豐的決定很快在英國招致抨擊。前英國保守黨黨魁伊恩˙史密斯（Ian Duncan Smith）表示，滙豐支持中國推動港版《國安法》是「嚴重錯誤」（Grave Error）。工黨的國會議員南迪（Lisa Nandy）和陶茲（Anneliese Dodds）則致函兩家銀行，表達她們的疑慮。
中國預計將面臨來自西方民主國家更加堅決的抵制。6月5日，「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Inter-Parliamentary Alliance on China, IPAC）宣布成立，聯盟成員來自12個國家超過100名國會議員，包括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澳洲、瑞典、加拿大以及日本。
IPAC看來摸透了北京的底細。中國傾向製造分裂和迫使對手屈服，常以其巨大的市場來威逼利誘。有鑑於此，該聯盟在其網站上的聲明中指出，「一些國家挺身對抗中國，卻往往孤軍奮戰……挺身捍衛基本的自由以及維護國際秩序完整性的重擔，不應由任何一個國家獨自承擔。」
該聲明指稱：「『對中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成立，是為了協調民主國家團結一致，共同應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的作為和其未來野心帶來的挑戰。」
IPAC確實是一個由不同利益集團組成的新興組織。目前尚不確定，該組織能否以有利西方民主國家的方式影響中國行為。但是IPAC的想法基本上是正確的。世界需要新的多邊組織來應對中國崛起帶來的挑戰。
＊作者為台灣金融研訓院外籍特聘研究員；譯者為廖珮杏。探索更多精彩內容，請持續關注《台灣銀行家》雜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