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日本於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國聯。依國聯條約，國聯可以對日本實施經濟制裁，甚至出兵干預滿州事務。但因為美國不是國聯成員，又是當時世界貿易大國，國聯如果經濟制裁日本，也無法阻止美日通商，反而自損。在偽滿事務上，國聯事實上無拘束力。此一情形，教廷自然理解。睽諸當時國際列強對華政策，剛恆毅的表態可謂頗具道德勇氣。
偽滿州國當時以「王道」立國，要求敬天法祖，必須祭孔，導致東北教會學校面臨不守法就得關門的危機。在日本已實際控制東北的情況下，教廷必須務實地處理宗教事務，因此必須派夠份量的大員交涉，關鍵是該名代表的身份。按照教廷的說法，銜命交涉的吉林代牧區的高德惠主教是由傳信部，而非國務院委託，因此其任命僅限宗教事務，非關兩國外交。教廷與東北傀儡政權接觸也不應被解讀為有政治投資的意涵。長春與東京為了抬高滿洲國的國際地位，當然拿教廷「遣使」大力宣傳，反而被中共史家視為教廷率先承認偽滿的證據。
回顧這樁歷史公案，或許可以為兩岸目前的外交持久消耗戰一些啟發。
許多一廂情願的天真言論認為，國際社會中存在「普世價值」與非黑即白的標準。如今全球霸權紛紛利用撩撥敵我意識矛盾來輸出人民內部矛盾，類似「American First」的唯我獨尊政策如果貫徹到底，就是戰爭。國際秩序先於國際法，秩序的組建者與維持者如果開始鬆動，甚至拆毀這個秩序，平時與戰時就更無法區別。某個時點國際行為體之間的關係是否有別於「戰爭」狀態或可知悉，但卻難以「合法」主張，某種有組織的「敵對」行為是否應該被譴責。
格勞秀斯說過：「戰爭與和平之間無過渡狀態」（inter bellum et pacem nihil est medium）這是指法律意義上的戰爭，前提是國際法存在，且國際秩序願意相互尊重，同意以某種法律規則來規範彼此。「強權即公理」的硬幹邏輯，一直都是國際秩序的硬道理，國際上在乎實力，非關道德仁義。乍聽之下很霍布斯的觀點，揭示了國際秩序的冷酷現實。主張「新中世紀主義」的國際政治學者Hedley Bull在其名著《無政府社會：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中說過：
「人類社會的秩序可能通過主權國家社會之外的途徑實現，因為主權國家社會並非歷史的必然產物，也不具有道義上的神聖性。假如人類按世界國家、世界帝國或其他原則組織起來的話，那麼法律可能就會把這樣的原則視為最高和基本的原則。但是，存在著一系列相互競爭的，與全球範圍的秩序相抵觸的世界政治組合原則，歐洲在宗教戰爭時期就面臨著這種局面。因此，法律在維護世界政治秩序中所起的第一個作用，就是確認所有這些相互競爭的世界政治組合原則中的某一個原則為最高規則。」
民國與人民共和國之間的關係，從這個視角觀察，或許更能推測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從絕對標準來看，兩岸在軍事、經濟、科技、外交、甚至文化等場域的懸殊對比，已經幾乎不可逆。斷交骨牌效應是否發生，很不幸地取決於大國博弈的算計。民國於1949年後在台灣的存在，雖可視作霸權對抗的冷戰遺緒，仍有其獨特的精神意涵。相對於人民共和國目前劍拔弩張的政治氛圍，關於民國的憧憬與懷舊，毋寧視作中國人民對另一種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的浪漫想望。
這個想望，加上追求和平的願望，應當視作在當前國際大氣候中試圖重建兩岸關係新秩序的最高原則與「不成文法」。若能放下意氣之爭，務實回歸問題本質，兩岸和平，求同存異，發展經濟，是最有利的策略，相信也是沈默的大多數不言自明的願望。能否實現這個願望，端賴兩岸統治精英的智慧與勇氣。
*作者為旅居香港的金融觀察家與專業投資人，源鉑資本（Kyber Capital）執行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