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在憲政體制成熟，凡事堅守依法行政的美國，川普看似衝動的作法其實仍已本諸正當程序所需，且初步看來經得起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的經濟、政治及法律評估。
川普的決策真的會阻礙巴黎協定的推動嗎？
近日Young & Ernst認定美國為次於中印的第三大再生能源投資地。另依據REN21（Renewable Energy Policy Network for the 21st Century)的2017年全球展望報告（Global Status Report in Perspective)，2016年美國在再生能源及發電（尤其太陽光電及風電）的投資僅次於中國，而生質柴油及酒精汽油的生產更是世界第一。此外在電力供應上，其再生能源的發展同樣僅次於中國，其中生質能源及地熟發電也是世界第一。準此，我們不能忽視美國一貫藉租稅政策引領科技發展的傳統，而實際上，美國也確實在2018年大刪氣候變遷相關預算之際，保留了對太陽光電和風能的租稅優惠措施(Tax Credits)。故此，這容留了美國可隨時回歸巴黎協定的科技條件。這若加上彭博的出資承諾，川普的退出，對巴黎協定的影響如何，實值得再加觀察。
臺灣需要一個能榮耀地球且讓我們也能感受到偉大的氣候政策
自川普當選到他宣布要退出巴黎協定，我們總是可以聽到臺灣應再想想是否續行推動減碳的聲音。這些都是符合理性（rationality）的檢討，一如美國傳統基金會為川普做的分析，更如他的法律顧問從風險控管提出建議。所以川普的決策絕非躁進，而是有十分清楚的決策目標（兌現選舉支票並扶持特定產業），輔以累積了長期經驗的談判策略。試問臺灣的氣候策略為何？長期以來，我們過度聚焦減碳，且幾乎是由能源政策搭配產業政策來作為減碳政策的主軸。其實按照IPCC所勾勒出的氣候行動藍圖，是以科學為基礎，自氣候變遷的趨勢，瞭解自身環境生態的脆弱度、環境的靱性或回復力（resilience）及空間的機會（spatial opportunity），並據以建構國家調適策略（Adaptation Policy）。相對於此，IPCC並研提方法，聯結全球升溫趨勢與人為排碳行為之關係，並透過公約各締約方配合提供的排碳數據，進行全球盤點，再以控溫（例如巴黎協定的2050至少升溫不超過攝氏2度）目標，回推各締約方承諾減碳之基凖年，由各國提出NDC來接受公約的監督或扶持，希望自控管排放源頭來達成協定減碳目標，並穩定氣候變遷的威脅。所以氣候政策是要兼顧源頭之排碳管理及氣候變遷之因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