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政治成本還是套利的操作？
一如前揭Robert Starvin所述，川普的決策應是持續兑現選擇政見的政治考慮之一，而以他目前的施政作為，主要在於討好讓他勝出的自領勞工、政治保守勢力，以及弱化對化石燃料的管理，降低傳統能源成本，弱化環保要求、拉回美國企業在地設廠。另一方面，他試圖降低國際減碳承諾及財務負擔，但維持租稅抵免措施給巴黎協定最關切的太陽光電和風電。這種作法看似短視，但若搭配上述民間力量主動填空的作為，川普在大選年前後將手握以聯邦政府統合全美減碳成效，「留在」協定，並成為協定第一個NDC成效檢討年（2020年）的關鍵領袖，實不無可能。而當川普戲劇化的重返協定時，則今天被批評已喪失的美國領袖地位將光榮再現。至於到2020年前如何面對發展中國家的需索、規則書的制定、損害與損失的責任，綠色氣候基金的缺口、去化石燃料導致的中小企業成本壓力都暫時對美國失效，而留給中國和歐洲去承擔；目前，只因川普宣布了退出意願，而似乎全世界都「認為」他已退出了。
審慎看待美國的博奕傳統
其實，美國在過去的國際談判，似乎便一直重複著類似的戲碼；包括國際貨幣制度、京都議定書、蒙特婁議定書、海洋法公約、國際智慧財產權保護等，都可看到類似的進退。實則，在美國的大國博奕空間極大化前提下，學理將美國的談判策略以價值主張或分配型(value-claiming or distributive)及價值創造或綜合型(value-creating or integrative)作為理想的兩極，而美國談判者便可在其中游移。後者通常是在雙方無顯著衝突時所採取的策略；至於前者，則是當雙方立場發生衝突時，會被用來促進目標實現的策略，其中又可區分為攻擊性的主張及防守式的主張，前者是從對方獲取價值；而後者則是避免對方從自己身上取得利益。通常在美國採取價值主張型談判中的攻擊性主張策略時，將會堅持其立場不讓步，而其戰略包括：提出高度開放的需求(opening demand；例如再談判)、隱瞞真正偏好排序的資訊（推女兒女婿模糊化退或不退）、針對對手加以批判（批評中國的詐騙及協定的不公平）、明確地提出威脅（宣布退出）。此外，川普也很明顯的在玩弄價值主張型策略中的貧窮者遊戲（Poor's Game），也就是對於發展中國家所要求無對價（捐資承諾）的讓步行為作出延遲或拒絕，這正是另一種形式的防守性價值主張策略，也是過去美國拒絕簽署巴黎協定的主要策略主張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