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上海公報》發表時，我小學一年級，住上海外婆家。那天聽說尼克森總統車隊可能會駛過我家附近的靜安寺，外公就早早地讓我穿戴整齊，說要帶我去馬路上看看美國人長什麼樣。可我們剛走到弄堂口，就被居委會主任擋了回來，她說只有經過挑選的黨員才可以去指定的路口，假扮行人，迎送外賓，我們這種老百姓，最好還是回家待著，聽聽廣播。那時，蔣介石也注意到中共接待尼克森的場面冷淡，他在日記中寫道「觀察尼丑訪問匪區情形，毛賊未在機場親迎，其接待情形冷落」，「一片冷漠陰沉耳」。其實，中共根本不允許一般市民上街，尼克森沿途見到的民眾，都是經過挑選的黨員幹部，他們不可以歡呼，只能揮手微笑，那是中共安排好的，蔣介石不明就裡，以為市民對這次歷史性訪問，表現出一種冷漠姿態。
不久，居委會主任來訪，閒聊起尼克森訪問，她說了個笑話：季辛吉參觀北京故宮，看見一個國寶龍鳳戲珠玉杯，喜歡的不得了，就順手牽羊，把它塞進公事包，一路包不離手，從北京帶到杭州，又帶到上海，眼看就要帶上專機回美國了。怎麼辦？當面問他，怕傷了和氣，壞了剛建立的中美友誼；不問吧，過了這村就沒這店了，周恩來急得團團轉，後來，他靈機一動，想了個辦法。周恩來在上海請尼克森和季辛吉看雜技魔術表演，演出高潮迭起。快落幕前，有個魔術師在臺上向觀眾展示一個玉杯，音樂聲起，舞臺燈光變暗，那個玉杯不見了，魔術師走下臺來，在觀眾席間東找西找，忽然他眼睛一亮，走到季辛吉面前，指著他的公事包，說玉杯就在你包裡。季辛吉無奈，打開包，玉杯果然在裡面，魔術師捧回玉杯，全場掌聲雷動。居委會主任說那個國寶就是臺灣，被美國人偷走了，又被周總理騙回來了。
從此以後，我一直對中美爭奪臺灣的故事感興趣。一九九〇年代初，在英國牛津大學做博士論文，決定研究臺灣問題，當時我還沒認識來自臺灣的太太。幾年前將論文改寫出版，題目為《冷戰中的兩面派：英國的臺灣政策1949-1958》。後來，從事國際金融工作二十五年，也持續對中臺美關係有所留意。兩年前退休，跟著太太回臺灣定居，才有時間去國史館、中研院近史所檔案館、國民黨黨史館看些兩蔣檔案和臺灣外交部檔案，也在網上讀美國、英國政府外交檔案，和讀國史館二〇一五年出版的《蔣介石先生年譜長編》。不過，我一直認為，歷史研究是盲人摸象，誰也無法看到全貌。近代史研究，因為臺灣和中國檔案解密都做得很不充分，即便沒有意識型態的限制，大家也只能摸摸象腿，沒法摸到象鼻或象牙。
在《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臺灣的形塑》中，林孝庭教授對臺美最新的解密檔案與蔣介石私人日記進行了廣泛的研究，突破傳統的框架，通過嚴謹梳理和論證，對近代臺灣史提出全新的解釋：「中華民國在臺灣」在非常偶然的情況下，不是經由蔣介石與美國謹慎的地緣戰略規劃，而是經過雙方臨時措施和不完美妥協所累積造成。我認為，有「意外的國度」就會有「意外的國父」，一九七二年後，在現代臺灣的形塑過程中，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都不自覺地扮演了某種國父角色。現代臺灣沒有一個明確的誕生日，甚至沒有一個名符其實的國名，它是在亞太國際關係格局大調整的背景下，經由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幾代領導人，以及臺灣人民、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四方的角力和妥協而形塑的。
一九七〇年代，美國與中國經過反覆談判和妥協而達成的「上海公報體制」（若林正丈教授在《戰後臺灣政治史：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程》一書中稱為「七二年體制」），其核心表述是「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它重申它對由中國人自己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關心」。美中《建交公報》和《八一七公報》是對前一句的補充和確認，而《臺灣關係法》和「對臺六項保證」是對後一句的補充和發揮。從臺灣的角度看，「上海公報體制」不僅否認了中華民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也否定了中華民國的主權獨立和國際法人格；它只承認臺灣是一個高度自治的實體，對臺灣國際關係和國際法地位設置了框限，是套在臺灣人民頭上的緊箍咒。
為了應對和反抗「上海公報體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自上而下地推動「中華民國臺灣化」（借用若林正丈教授的說法）。對內，他們通過政治民主化和本土化增強統治的合法性；對外，他們在堅持「中華民國主權獨立」的基礎上，追求臺灣的「獨立自保」。可是，在「上海公報體制」框限下，四十多年來，「中華民國臺灣化」對內雖然成就巨大，對外卻無法突破，不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不過，這種對內合法性至少促使國際社會逐漸默認臺灣人民對臺灣地位改變有否決權，但還沒有完全決定權。
前陣子，我給「風傳媒」寫了幾十篇讀書筆記，這些筆記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論文，它們只是我個人的讀檔心得，純粹為了拋磚引玉，以文會友。經過對這些筆記的整理修改，我才認清一個從蔣介石到蔡英文，前後貫穿的歷史因果關係和脈絡。一九七二年以來，臺灣領導人和臺灣人民，通過「中華民國臺灣化」來反抗「上海公報體制」，才是臺灣現代史的主軸。本書得以出版，應該感謝許多朋友，政大歷史系鄭巧君博士生、中研院近史所黃克武前所長、近史所張淑雅老師、近史所趙席敻博士生、「風傳媒」主筆夏珍、黨史館王文隆主任、國史館的工作人員、「八旗文化」的富察總編緝和許奕辰編緝，等等。當然，我最感謝的還是太太蔡珠兒。此外，黃克武前所長、國史館吳密察館長，願於百忙之中寫推薦序，不勝榮幸。至於本書的謬誤，只能文責自負了。
【補記】本書編排結稿前，國史館吳密察館長送來推薦序，在此對他序中提的兩點意見做簡單回答：
一、書名「意外的國父」不僅有「accidental」（偶然的）意思，也有「unintended」（非故意，不自覺的）意思，黃克武教授說是「種瓜得豆」。兩蔣（特別是蔣介石）可能沒有要建臺灣國的意圖，但其行為卻有建國的實際效果，所以說他們是「意外的國父」。
二、對於國史館檔案的進一步解密，一年來史學界持續關心。二〇一七年五月中，國史館把蔣介石檔案二十六萬件全部上網公開，確實是臺灣歷史學界值得慶祝的大事。但因爲本書結稿的關係，我還來不及研究新公開的檔案。另外，依《檔案法》三十年解密規定，國史館還將公開蔣經國、陳誠、嚴家淦、李登輝副總統檔案，十分期待。
＊作者為牛津大學國際關係學博士。本文為作者新著《意外的國父：蔣介石、蔣經國、李登輝與現代台灣》（八旗文化）自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