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有兩個主要的視角，一個是政治結構的變動，亦即蔣經國開始的臺灣民主化的過程對臺灣化的影響。作者強調此一結構變動使原來佔據支配地位的外省人在「政治—意識型態—文化」等各方面逐漸失去其結構性的優勢，而走向本土化。其次是他將臺灣放在三個性格相異的帝國邊緣（古代世界帝國的清帝國、近代殖民帝國的日本、二次大戰後「非正式的帝國」美國），以突顯臺灣歷史的「邊緣性」。書中特別提出「七二年體制」，即一九七二年中美《上海公報》與《臺灣關係法》所建構出的美國式和平體系，在「一個中國」、「一國兩制」的理念下規範了兩岸關係與臺灣的國際空間。若林教授在書中也對一九七二年以後影響臺灣政治發展的國際政治結構與臺灣國內政治發展的關係，特別是其中的矛盾關係有所剖析。
汪浩基本上同意若林的「中華民國臺灣化」，以及從國際關係的觀點（尤其是尼克森對中共的讓步，簽訂《上海公報》，犧牲了臺灣的利益）來討論臺灣問題。不過我認為他對「臺灣化」的討論更為強調此一過程不只是從蔣經國開始，而是源自第一個「意外的國父」蔣介石（亦即若林所說的「啟動」階段），尤其是在聯合國席次攻防戰中，蔣介石的「現實主義」的一面使其治臺理念從「反攻大陸」轉至「獨立自保」。
汪浩根據《蔣介石日記》與國史館的檔案指出蔣介石願意接受「雙重代表權」、「一中一臺」，甚至有成立「中華臺灣共和國」之構想，而「啟動了中華民國臺灣化的歷史進程」。其後蔣介石又「授意」蔣經國繼續推動臺灣化。換言之，兩蔣比李登輝更早就提倡臺灣的主體性與臺灣利益之優先性（「臺獨」的另一種表述方式），只是他們強調臺獨只可由他們，而不可由其他人（如彭明敏等）來提倡。汪浩指出蔣反攻不成、臺獨計劃又失敗，都是因為受到美國的反對（主要是美國對中共的妥協而失敗），另一方面，中國在韓戰後不來解放臺灣，固然是因為要付出很大的代價，更重要的則是「不敢挑戰美國的霸權」。這樣一來蔣介石成為一個「表統裡獨」、「外統內獨」的「國父」。從國際角力而非只是臺灣內部來討論兩岸關係是本書一大特色，也是作者在書中屢有睿見的一個重要原因。
書中的五章即依照時序與五位政治人物來討論「意外」出現的三位國父，以及他們與「中華民國臺灣化」的關係。在這五章之中有許多新穎的論斷，我想留給讀者自己去挖掘。我覺得其中汪浩對毛澤東與蔣介石這兩位引領時代的人物之評論，最能顯示他所具有的獨特史觀。
相對於中國對於「偉大的毛主席」的推崇，本書所描寫的毛澤東是非常負面的，與臺灣統獨兩派的評價均相符合。汪浩指出毛的第一個特點是雙重標準，毫無原則，「怎麼對他方便他就怎麼講」。書中認為最早製造「兩個中國」的就是毛澤東。一九三二年中國共產黨為了對抗（消滅）中華民國而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一九三八年十月，毛澤東曾公開鼓勵「朝鮮、臺灣等被壓迫民族」爭取獨立。本書花了很多篇幅介紹這段史實，以及此一共和國與一九四九年成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接關係。臺灣讀者對於這段歷史多半不太瞭解，然此實際上對認識中共之本質頗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