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白袍的醫師，可以公開地表明個人的「政治立場」嗎？可以公開地表明自己的「種族立場」？表明自己是「同性戀者」嗎？醫師並不是一天24小時都穿白袍，醫師也是人，怎可剝奪他的各種社會主張不同的立場？
醫師的政治等立場會影響他對病人的診療嗎？
本文指的當然是醫師在執業的時候，面對病人問診談話的當下，他可以說 : 「我是蔡英文的粉絲」嗎？可以說他厭惡民進黨一黨專政嗎？說他贊成統或獨嗎？說他反對同性婚姻嗎？也許你會說，看病嘛！只講病情，怎麼會扯到政治去呢？醫師可能比較少跟病人主動聊起政治，但是當病人說 : 「我看韓國瑜被93萬票罷免，我就怒火攻心，開始吃不下睡不著。」醫師或許會被撩起來說兩句。
就算醫病雙方都沒有當面談政治，醫師的政治立場、種族立場、性別同情取向，會不會影響他對病人的診療呢？尤其醫師發現眼前的病人各方面的社會立場、人生觀都是他厭惡的，他會對這個病人在診療上有差別待遇嗎？進而言之，即使每一個醫師對病人都一視同仁，當病人得知醫師是一個政治立場特別鮮明的人，倘若病人正好跟他「不同掛」，他會放心把自己的身體交給這個醫師開刀嗎？
為什麼老師、牧師、打火弟兄、律師都要「自我節制」？
這種職業上的「困擾」其實不只醫師獨有。老師，可以在講台上把國民黨說得一文不值嗎？牧師，可以在講道時對會眾說台獨才是台灣人唯一的出路嗎？消防隊員，可以因為起火的災主是紅媒的老闆而拒絕打火嗎？律師，可以因為政治主張不同而拒絕替人辯護嗎？老師、牧師、打火弟兄、律師都是人，當然也有個人政治立場，但他們為什麼不約而同地會自我節制，儘量不要在執業的時候透露出政治傾向？是因為他們的職業特別嗎？這些「特種行業」人士如果不只偶而談談政治，而是旗幟鮮明、行動積極的政治運動員，會不會影響他們在執業時形成「差別心」呢？
政治信仰可以預測醫生的專業決策
幾年前，耶魯大學醫學院精神病學系教授Eitan D. Hersh和Matthew N.Goldenberg 曾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NAS）上發表了一篇 <民主黨和共和黨的醫師在政治健康問題上提供不同的護理> (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physicians provide different care on politicized health issues ) 指出，政治信仰已顯然蔓延到非政治領域，例如消費者支出，選擇浪漫伴侶和僱用工作。證據顯示，政治信仰也可以預測醫生的專業決策。在被政治化的健康問題上，例如大麻和墮胎，醫生的黨派身份與他們的治療決定相關。由於醫生定期就會在政治敏感的健康問題上和病人互動，並且由於醫學界日益政治化，研究者認為確有必要了解醫生自身的政治世界觀如何影響他們在醫學上、治療上的行為。
醫師的政治態度可能會如何影響病人的診治
政治廣泛地影響政府的政策，在美國，困擾醫師的不只是「政治立場」，醫生經常要面對於政治上顯著關聯的健康問題與病人進行互動，例如吸毒，槍支安全和性行為。Eitan D. Hersh和Matthew N.Goldenberg的研究調查，在觀察醫生的政治觀點是否會影響他們在這些問題上的治療決定。研究者將美國29個州的20,000多名初級保健醫生的記錄納入數據庫，從而獲得了醫生的政黨隸屬關係。結果發現，民主和共和黨的醫生在表達的關切和建議的治療計劃方面存在很大差異。「醫師對於不同健康議題的關注，會因支持政黨不同，而有明顯差異。譬如共和黨籍醫師會與病人談論合法吸食大麻的健康風險，並極力主張病人應減少吸食大麻，對於墮胎病人的心理健康情況也較關注，較常鼓勵病人不要墮胎。」醫生的「黨派偏見」可能導致病人護理中不必要的變異。這使人意識到醫師的政治態度可能會如何影響病人的診治，這對醫師和病人都非常重要。
照顧好病人仍將他們送回種族主義、仇外心理的世界
6月30日，波士頓麻省總醫院精神科安德森Chase T.M. Anderson醫師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NEJM）發表了一篇 <收回我們的聲音> (Taking Back Our Voices — #HumanityIsOurLane) 非常感性地述說，面對種族對立、性傾向的歧視，作為一名黑人同性戀醫師內心的痛苦。
她說 : 「在閱讀了有關明尼阿波利斯警官謀殺喬治·弗洛伊德的頭條新聞後，我無法下床。我躺在那裡，無聲的恐懼，凝視著天花板，完全麻木了。我無法釋放內心的痛苦尖叫。我花了兩天的時間才擺脫了沉悶的感覺。然後眼淚終於來了，好幾天都沒有停止。」
作為精神科住院醫師，她花了很長時間與病人打交道，並且每天分擔著別人的情感；作為美國的一個黑人同性戀者，「我認為我現在已經習慣了這些行為。聽到美國黑人被執法部門謀殺的消息應該不再讓我震驚，對嗎？畢竟，這些事情每週都會發生。但是我仍然不習慣它們。這些事件每次都佔有我內心的一席之地。」隨著眼淚的消逝，每當發生另一種暴力仇恨行為時，她的腦海便開始思考，美國持續的種族歧視如何影響我所照顧的病人？「他們每天都會無休止地面對什麼樣的創傷？即使我在在精神病方面使人穩定，但我是否也仍將他們送回到充滿種族主義、仇外心理的世界呢？」
參加反法西斯集會後被列入「黑名單」
這次，有一個問題似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緊迫：作為醫生，Chase T.M. Anderson正在倡導醫師應該在醫院外的美好世界中扮演什麼角色？「那我該怎麼辦呢？可悲的是，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參與社會或政治活動給我帶來麻煩。」因為當她在住院培訓的第一年時，一位主治醫師告訴她，參加反法西斯集會後，他已被列入某些「黑名單」。在2018年，當醫生們談到需要控制槍支並減少槍支暴力造成的死亡時，美國國家步槍協會在推特上寫道：「有人應該告訴反槍支的醫師好好留在自己家裡」？實際上，「每當醫生試圖對被認為過於『政治化』的問題大聲疾呼時，作為一個沒有平台而嶄露頭角的醫師，我當然很擔心。」
醫師有責任醫治病人，而且有責任醫治整個世界
但是，還有一些更陰險的事情：使她意識到醫學本身俱有固有的偏執精神，「使我保持沉默。我失去了聲音。」在醫學院裡，一個同學告訴她，她可能因為是黑人和同性戀者，問她是否要上醫學院，因為「他們有一定數量的同性戀配額」。
「當我與管理人員談論我在學校中遇到的種族主義，同性戀恐懼症和偏執狂時，我的專業素養受到質疑。到最後，微侵略，侵略以及隱性和顯性偏見的清單就很長了。他們在一起發出了一個訊息，即我沒有任何真正的價值可奉告。我只是一個多樣性統計數據。更具有破壞性的一份子，我開始相信人們對我的所有想法都是真實的。」
「我拼命希望當我離開醫學院去當住院醫師時，情況會好起來，讓我重新獲得信心，並重新獲得聲音。」但情況似乎只變得更糟 : 「有人告訴我我不專業，因為我沒有繫領帶。一位出席者告訴我的受訓總監，如果以前我內心的聲音發出聲來，在住院醫師期間會出事。現在，每次我嘗試說出來時，我都很害怕。」
Chase T.M. Anderson非常感性並且具有使命感地說 : 「面對系統性和個人種族主義以及其他『主義』，我們再也不能保持沉默。我相信我們不僅有責任醫治我們的病人，而且有責任醫治整個世界。我終於恢復了聲音。歸根結底，除了在醫學界聽到的能反映世界其他地區多樣性的聲音外，我別無所求。」
＊作者為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