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跨了兩個夏天，數以萬計的香港人走上街頭用生命和鮮血讓世界聽見他們的聲音，和不對威權卑躬屈膝的決心。不過這些努力迎來的結果卻是粗暴過關、於今日強行實施的國安法。
在國際政治理論的討論中，中國總是強調文化多樣性的重要性，認為現行的國際政治理論是參考西方的脈絡建構出來的系統，而未考慮到其他地區的文化差異。於是主張破除主權國家概念的「天下體系 (Tianxia)」在被學者趙汀陽提出後，漸漸成為了中國官方的意識形態。然而，當中國境內出現人權相關的爭議時，北京當局又總是打著源自於西方的「西伐利亞體系(Westphalian Sovereignty)」底下「國家主權」的大旗，指責他國無法對中國內政置喙，而在此次強行推行國安法的爭議中，我們一樣能夠看見這種主權自助餐的影子。
閱讀國安法內文便能夠發現該法的罪責成立要件模糊且廣泛。任何「煽動」抑或「教唆」分裂國家的行為皆能夠受到處罰，許多在台灣主張台灣獨立和支持撐港行動的人士在法條公布後更是人人自危。其中第六節「效力範圍」中的第三十六及三十八條便分別提到：「在香港註冊的船舶或航空器內犯罪適用本法。」、「不具有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身份的人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以外針對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本法規定的犯罪的，適用本法。」如此等於是說全世界的人都有可能因為對中共當局抑或是香港情勢作出評論而受到制裁，繼而產生一個全球文字獄，直接將司法延伸至他國領土。此外，使筆者感到相當納悶的是中國究竟會如何追蹤這些境外人士的發言和思想？在現今網路安全尚未受到完善的保障且網軍氾濫的狀況下，香港的國安法著實為個人隱私安全蒙上一層陰影。
英國哲學家邊沁 (Jeremy Bentham) 曾提出「圓形監獄 (Panopticon)」的概念，意指設計一座環狀監獄，並於監獄中央興建一座窗戶由「內部能看見外部，但外部無法看見內部」的特殊材質構成的監視塔。這樣的設計讓犯人無法確定自己是否正在被監視，因此必須無時無刻規範自己的行為，進而形成一股巨大的壓力。中國施加於香港的國安法，便是硬生生地將全球人口拖進這種無止盡的自我審查和恐懼之中，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在不自覺的情形下成為潛在的鎖定目標。
不過，面對中國如此明顯、跋扈的霸凌行為，除了個別政治人物及國際組織外，許多國家的領導人卻是選擇屈於中國廣大的市場而對不僅是香港，還有其他如新疆維吾爾族集中營等人權爭議保持噤聲甚至是默許，其中包括日前稱讚中國防疫成效、對香港議題保持沈默的德國總理梅克爾。持續地對中國的野心採取綏靖政策，不但無法讓中國接受民主政體和自由主義的感召，甚至還會助長其氣焰—現在先是香港，再來是台灣、南海，還是釣魚台？歷史總是不斷在重演，但許多人卻記不起教訓。
1997年，英國將香港的主權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我不過一歲。今年我二十四歲，孰料不及《中英聯合聲明》中說好的「五十年不變」的一半，當初鄧小平說好的「一國兩制」和「港人治港」等承諾便已宣告終結。筆者撰寫本文時，國安法上路甚至不到一天，已陸陸續續看見港人因攜帶象徵香港獨立符號的物件而被捕，其中還包含一名攜帶中華民國國旗的港人；另一方面，「言論自由」和「高度自治」這些使香港有具自己獨特投資優勢的條件，在黃之鋒、羅冠聰等人退出香港眾志，以及該黨宣布解散的同時似乎也走到了終點。
一整年下來，全世界都看見中國政府的獨裁是如何讓一座亞洲數一數二繁華蓬勃的城市殞落；讓青澀的學生必須離開淪為戰場的校園，戴上防毒面具和頭盔上街捍衛自由的空氣，還讓大家一向認為視金錢為首務的香港人願意用「攬炒」的方式守護自己的家園。而生活在台灣的我們之所以能繼續保有民主的生活方式而非向威權靠攏，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為太多太多的人都看見了香港手足們的苦難，也聽見了他們對我們的呼喊。
在國安法壓境的當下，首要之務必然是監督並確保我們的政府能夠提供來台尋求庇護的港人必要協助。但台灣如何承載著香港人的反抗精神在未來繼續負重前行、牽起更多志同道合的國際盟友共同抵禦中國的侵略，便成為了我們任重而道遠的課題。
＊作者為法國巴黎政治學院的國際安全研究所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