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中華民國空軍和海軍的韓國人雖然數量不多，但卻在戰後建立大韓民國空軍與海軍的過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韓國首位女飛行員權基玉就畢業於雲南航空學校，在抗戰期間服務於中華民國空軍空運隊。她在雲南航空學校的同學李英茂，則效法二戰期間投效英國皇家空軍的波蘭與捷克飛行員，希望在中華民國空軍的體系下重建大韓民國空軍。
李英茂與另外一位參加中華民國空軍，官至航空委員會南昌站總站長的崔用德一起加入韓國光復軍，他們倆人一起提出了《空軍建設計畫案》與《韓國光復軍飛行隊建制戰策》，期望能得到中美兩國協助，整合在中國的韓國飛行員投入對日作戰。然而美國並沒有承認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中華民國則沒有足夠的資源另外成立一支大韓民國空軍，這個計劃直到日本投降以前都沒有實現。
不過還是有韓國飛行員以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的身份，參加了中國上空的對日作戰。根據《空軍忠烈錄》的資料，有第1轟炸機大隊第1中隊SB-2轟炸機飛行員田相國和第5戰鬥機大隊第29中隊P-40飛行員金元英在抗戰時犧牲。在金九先生的兒子，前大韓民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金信先生的奔走呼籲下，倆人的名字已經於90年代登上了南京的抗日航空烈士英烈碑。
金信先生本身也是畢業於空軍官校24期的中華民國空軍飛行員，他雖然沒有趕上抗戰，卻也曾在戰爭末期前往美國蘭道夫基地（Randolph Field）受訓。韓戰爆發時，他是大韓民國空軍首批10名F-51D野馬式戰鬥機飛行員中，唯一出身中華民國空軍者，其餘九人都來自日本陸軍航空隊或滿洲國軍飛行隊。也因為金信同時是蔣中正的乾兒子，他在60年代被朴正熙委派為駐中華民國大使。
海軍方面，則有由中華民國海軍派到德國受訓，戰後出任大韓民國海軍首任司令的孫元一。孫元一在抗戰爆發前曾遭日本警察逮捕，獲釋後並沒有返回中華民國海軍報到，而是在日本佔領下的天津經商，並暗中向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提供財務支援。他沒有隨中華民國海軍投入對日作戰的經驗，事實上中華民國海軍在抗戰初期就已經被打到報銷，也沒有辦法給孫元一太多表現的舞台。
大韓民國國軍中的「黃埔系」
大多數「光復軍」人馬，在來中國以前就參加過高宗的大韓帝國軍，或者進入日本的軍事院校受過基礎軍事訓練。他們來到中國時，黃埔軍校尚未成立，如果真的要再接受進一步的軍事深造，也是進入北洋政府控制下的保定軍校，或者各地方實力派開設的所謂講武堂。從嚴格意義上來看，資深的「光復軍」人馬沒有一個是「黃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