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審理婦聯會等黨產訴訟，認為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有牴觸憲法的疑慮，聲請釋憲。司法院大法官今日召開憲法法庭言詞辯論庭。從言詞辯論庭的開庭過程中，令人對於黨產條例釋憲結果感到憂慮。
此次辯論的重點置於「設黨產會是否符合憲法保留、是否違憲」、「黨產會是否侵犯司法權、違反權力分立原則」、「黨產條例是否屬於個案立法而違憲」、「附隨組織之定義是否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黨產條例是否違反溯及既往原則、比例原則」。
處理黨產「多方聯手」 是否違憲難以釐清
四位鑑定人，僅董保城意見與其他三人不同。甚至，黨產會代表的發言意見，與鑑定人劉靜怡的意見，理由、結論幾乎相同，鑑定人張嘉尹多次提到雷震、自由中國等與憲法無關的主張，卻又與黨產會林峰正的最後陳述「碰巧一致」。這種情形，很難不讓人產生「多方聯手」的聯想。
尤其，依增修條文的規定，政黨的解散，由大法官為之，實有保護政黨之目的，避免執政黨濫用權力，以立法的方式消滅競爭對手。現行黨產條例以清查財產之方式，逼迫政黨及所謂的附隨組織，幾近消滅。違反權力分立原則十分明顯。多數鑑定人卻認為不違憲。大法官如果願意以釋憲的方式放棄自己的權限，難免獲譏。
對於黨產條例認定不當黨產之範圍是否違憲，詹森林大法官提出疑問：許多財產的增加是經過一定的營運，而非來自黨國不分體系，如何區分何為不當？但無論黨產會或鑑定人，意見避重就輕，認為是個案適用問題，只要中投仍是國民黨百分百所有就認定是不當黨產；對於過去式的附隨組織，既已脫離，如何影響政黨公平競爭？附隨組織之處理方式與政黨在規範密度上為何並無不同？實質控制在公司法中有規範，但在財團法人中並無此種概念，如何套用此種概念？財產推定為不當財產，但財團法人根本不可能有符合黨產條例規範所稱「合法」的財產（例如：財團法人豈可能有「黨費」？豈可能有選舉補助？），現行規定形同將財團法人的財產全數推定為非法，是否合憲？黨產會及鑑定人支吾其詞，並無有力之回應。
更令人難以接受的是，黨產會的主張充滿了矛盾與偏見。對於「憲法保留」，本指「須以憲法明定或揭示之事項」，他們卻能恣意解釋為「法律不牴觸憲法」，主張仍可由法律加以規範；在提到不當黨產的認定與處理時，一方面主張採取「不當得利」的模式，只針對現存財產，只有返還問題，沒有損害賠償、處罰的問題，不違反禁止溯及既往原則、比例原則，另一方面卻又主張黨產條例的立法目的為政黨公平競爭，過去式的附隨組織，即使已脫離，其財產仍應全數推定違法，因為不當財產會有形式變動。不僅見解自相矛盾，黨產會林峰正在最後陳述時不斷提出威權時期的不義案件，指責提出釋憲聲請的法官，不顧歷史。
問題是，黨產條例的內容有無違憲，才是憲法法庭所應處理的問題，歷史定位、清算，並不是大法官的職權。黨產會卻在最後陳述時要求大法官「應僅考慮黨產條例是否違憲而侵害原因案件之原告的基本權利」、「政黨或附隨組織未必有如同個人的基本權利應予保障」、「跨出司法、實現轉型正義」！凡此種種，均令人有政治凌駕司法的質疑。
黨產條例違反比例原則 恐侵害基本權
平心而論，此次釋憲案針對的是基本權的侵害，範圍甚至已及於財產權、集會結社自由、公司經營自由。實施轉型正義，或許符合公共利益，但其手段是否符合比例原則？難道目的正當時，可採不正當的手段實現之？
財團法人遭宣告為附隨組織後，不僅財產等同全部遭到充公，就算要請求司法救濟，訴訟費居然也要黨產會同意後始得動支，這種過度違反比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的法律，甚至在多數鑑定人的發言，都集中於「個案立法並非絕對禁止」、「禁止溯及既往原則並非不可違反」等論點，十分詭異。
比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禁止個案立法、禁止溯及既往原則，都是保障人權的重要原理原則。當立法者違背了這些原則，侵犯了人民的權利，重視人權保障的台灣，在憲法法庭所討論的，居然是「人權如何可以例外加以侵犯」！這樣的憲法法庭，實令人感到失望。
法治可貴之處在於：不管你是好人壞人，基本權利的保障都會受到平等對待。我們期盼，大法官在言詞辯論過後，能本於憲法維護者的立場，對於黨產條例違反「比例原則、權力分立原則、禁止個案立法、禁止溯及既往原則」的部分，宣告違憲，切不可因為立法目的是「轉型正義」，即附和執政黨役使立法權及行政權胡作非為。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