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人大常委會公布「港區國家安全法」草案後，香港的「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這個問題爭議很大，但香港從此進入「一港兩治」的時代，卻是無庸置疑的。
港區國安法草案最搶眼的內容是設立「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中央派人出任委員會的「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同時在香港設立直屬中央的「維護國家安全公署」（駐港國安公署），監督、指導、協調和支持港府的國安工作，可在香港「辦理」案件；而審理國安案件的法官要由特首指派。民主派批評此舉不啻北京「猶如利劍般直插本港的行政和司法機構」，但這不僅是國安顧問如「太上皇」那麼簡單，更值得關注的是，香港的管治權力和司法體系運作勢必演變成一港兩治；從此出現兩個領導體系，適用兩套法制。港人除了必須遵從香港法律，受香港司法管轄，同時必須遵從中國內地國安法律，受內地司法管轄。
駐港國安公署將直屬中央政府
北京除了派任國安顧問、設置國安公署之外，草案說明中明白表示，「如香港法律與港區國安法不一致，適用後者規定」。換言之，國安法的內容和執行不只具有凌駕性，還有兩權並立、兩法並行的雙元性。而且，在一國兩制下，駐港國安公署的地位將與中聯辦類似，直屬中央政府，不受《基本法》第二十二條規管；更厲害的是，駐港國安公署和國家有關機關在「特定情形下對極少數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行使管轄權」，也就是公署保留管轄權以體現中央對港全面管治權，從此香港司法不再是一條鞭，國安的執法和司法將變成兩條鞭。未來觸犯國安法而被拘捕的人犯可以不經香港法院審理，直接送往內地司法機構審議。港人「反送中」的下場竟是港區國安法可將港人「送中」，觸犯內地國安法還會被內地人犯「送作堆」，運動成果堪稱「豐碩」。
這樣安排反映北京不但不信任港人，連對特區政府及其法制、司法體系也不信任，因此「一港一治」猶有不足，必須施行一港兩治，在港府秉持基本法和高度自治原則治理香港之外，另加一治，雙管齊下，而且是「直通車」，由中央直接搞定。北京顯然認為必須對香港國安形勢有全面掌控，方能堵塞目前存在的「法律漏洞、制度缺失」，一國兩制才能「行穩致遠」。這回制訂國安法，「突出責任主體」被提升到關鍵位置，草案之中開宗明義規定中央對國家安全事務有「根本責任」，香港維護國安則是「憲制責任」，兩者並行不悖，但也主次分明。
港區國安法反映中央對港權力「變胖又變高」，中央未來不但保留對重大國安案件的管轄權，駐港國安公署「依法辦案」獲得法源，還可以在香港直接執法，這在以往的「港人治港」迷思之下是無法想像的。觀乎整個頂層設計，中央的角色越來越吃重，先前已經確立中聯辦對香港擁有監督權，不受基本法限制，現在更要取得執行權、押送權、審判權，這樣如果還不能震懾那些危害國安的勢力，那只能說有人真的有烈士情懷。
從此以後，街頭上的抗爭者、港獨推動者、國際線上的串連者要受香港之治和中央之治的雙重管轄，那些志在立法會選舉者也要接受中央的思想審查，以求防範於當選之機先。以後凡是不認同或反對港區國安法者成為參選人後，被「DQ」（取消參選資格）的機率將大增。政制及內地事務局長曾國衛早已為「言之不預」打預防針，表示如果立法會參選人完全否定或反對港區國安法，會令人質疑其是否維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有民主派人士形容這是「DQ」的前奏。未來，前奏加上港府和中央的合奏，音響必然更加澎湃強力，足可威懾八方。
三權分立將不復存在
香港外加一治之後，司法隨而兩套並行，而且主次之分同樣分明，而由於港區國安法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立法會將無權修改港區國安法，亦無權制定與其相牴觸的新法律。何況依照普通法，法庭雖有權解釋法律條文，但由於國安法是由內地制定，所以全國人大常委會針對港區國安法的釋法，對香港法庭有約束力。
兩治之後的香港政府，現存的一點三權分立恐將不復存在。港區國安法完全沒經香港立法會制定，將來審理國家安全相關案件的法官由特首指派，而國安公署又可以「監督、指導、協調」行政機關，港府將由過去「三權分立」演變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都被北京干預的局面，在「黨管一切」的權力行使方式之下，由黨直接管治在所難免。
一港兩治之下的香港，一國兩制豈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在政治上的一國兩制將轉換成為一國一制，至於經濟上的一國兩制則將維繫不變，甚至得到鞏固；所謂「行穩致遠」，大概也限於這個領域。過去十幾年，香港快速政治化，去年「反送中」運動之後政治化達到高峰，至今政治高燒不退，暴力甚至隱然有更為暴烈的趨向。這樣下去，香港社會的穩定、營商環境的優勢、外資外商的信心、金融中心的地位、社會議題的重心乃至於政府運作的節奏都將極度扭曲，嚴重衰頹，最後連資本主義對市場及營業的優越性將根本瓦解，還有何兩制的必要？一港兩治必將動搖政治上的兩制，但對於經濟上的兩制或可產生扭轉與導正的效果。關鍵在於港人要什麼，以及政治化的港人和經濟性的港人之間的拉鋸何者佔上風？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前中央通訊社董事長，前中選會委員。本文原刊亞洲週刊2020年26期。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