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問我們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很多香港人會迴避這個問題」，25歲的香港邊城青年秘書長Kuma表示，身分認同與文化認同是香港人時常必須面對，但難以回答的人生叩問。獨特的殖民歷史與地緣政治，加上面向國際社會發展的經濟金融體系，注定香港融合華夏與西方文化的命運，以及複雜的身分認同。
「因為香港長時間以來根本不鼓勵你去思考這些。」Kuma認為，現代香港資本主義運作最佳的模式，其實就是一家公司。「所有部門都是為了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大都市去努力、去賺錢，所以香港人最好不要對於國族身分認同有太多想法，這也是為什麼香港人過去相當政治冷感。」
政治冷感，卻遭官逼民反
香港人在外界眼中講究效率、功利的形象，不是沒有原因的。20多歲的在台港人Albert說著自己眼中的香港人也是如此，除了喜歡吃喝玩樂，也喜歡漫談股市、英美時事等現實局勢，但一點都不習慣思考認同、民族情感這類問題。「在香港，一個人被說感性、浪漫，他是會想否認的，有那麼點負面意義。」
Albert表示，其實過去一直沒有認真思量何謂「香港人」，「來台灣後有人問我，未來你的孩子會是香港人還是台灣人？這才讓我開始思考，但其實還沒有答案。」
他認為，「香港人」認同正式浮出檯面，比較偏向雨傘運動後的現象，老一輩對此並沒有太多思考。雖然從未有過真正的「港人治港」，但在英國殖民時期以及回歸前期，港府的政治色彩並不濃厚，香港人也就不需觸碰認同問題。但隨著兩文三語、國民教育、爭普選、《逃犯條例》等議題一一浮現，中共中央逐漸露出真面目，港人這才被逼著反彈。
30多歲，嫁來台灣已10年的Samantha則觀察，在香港這個移民社會，許多老一輩從中國移民來到香江，難免對自己出生、成長之處帶有感情，懷抱大中華情懷。她的父母亦在文革時期逃難到香港，但她認為父母輩許多人「愛國不愛黨」，儘管稱自己是中國人，卻總強調「我不是共產黨的人」，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年幼的Samantha被父母抱著到維園參加集會，那是她第一次見到父親流淚。到了她這一代，「我是香港人」的認同已非常自然，不因主權移交而有所改變。
位於帝國邊陲，香港數百年來容納許多在中原、嶺南遭排斥及鎮壓的抗爭者，就連菲律賓國父黎剎（José Rizal）、越南國父胡志明都曾先後投奔這自由的島嶼避難。20世紀之後，在中英兩大帝國的夾縫下，香港民族認同逐漸成形，台南香港關注組的曉琳指出：「作為英國殖民地，我們有自由卻沒有民主，不能決定自己的命運。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談判，香港人也沒辦法派代表參與。」
反送中後 「港獨」不再是罪名
香港1997年主權移交時，現年30多歲的曉琳還是一個小孩，她說：「印象中社會氣氛很不安、很恐懼，有能力移民的人離開了，不能走的只能待在香港。」直到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50萬人走上街頭示威，曉琳說：「隔年董建華特首下台，大家還是繼續生活，沒對中共有太大反彈。其實大家對中共都沒有信心，只是不去想自由被侵蝕這個問題。」
但是，抗爭與追尋自由已然是刻在香港人DNA裡的本能，香港維持紀念六四天安門屠殺的傳統，2003年以來示威遊行也早變成香港社運人士的日常。Kuma說：「我想這是長久以來被壓抑情緒爆發的結果。」曉琳指出，香港人一開始覺得主權移交後變化不大，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港警煙霧彈齊發震驚世界，「自己香港自己救」才變成這一代港人認同的口號，呼籲自決命運。
「香港之所以有今天的繁榮，是因為大家勇敢去闖......背後是靠著自由的風氣去支撐。」Samantha也認為，英國殖民時期的港人雖無選舉權，卻擁有言論、集會自由，「當時上街也不用蒙面。」即使主權移交中國後，港人只要出來抗爭，港府幾乎都會以某種形式的讓步安撫民心，例如在2003年，50萬人上街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港府短時間內便宣布撤回草案，但她清楚感覺2014年後局勢急轉直下，即使本次因《逃犯條例》爭議引發200萬人大遊行，港府卻對民意視若無睹，完全不提「撤回」字眼。
Samantha也指出，反送中運動開始後，港人對警暴憤怒不已，過往堅持「和理非」的香港朋友、甚至年邁爸媽都認同和平訴求沒有用，是不願傾聽民意的政府逼著年輕抗爭者暴力相對，提倡「以暴制暴」的梁天琦也被平反，甚至對「港獨」看法也有非常大的轉化——在過去，認同港獨會被扣上離經叛道的帽子，但在港警攻進中文大學、理工大學等事件接連發生後，許多人認為「這個政府已經無法代表我們」，高呼「香港獨立、唯一出路」的抗爭者越來越多。
眼見故鄉變成「異鄉」
Samantha說道，自己出身香港北方小市鎮，也是近年受中國影響最大的地區，眼看著故鄉的小餐館、市場、雜貨店都變成賣奶粉的藥房，路上講廣東話的行人變成少數，拖著行李箱掃貨的水貨客不斷湧入，令她感觸非常深，形容家鄉「被破壞得體無完膚」，只剩下販售單一商品的大型購物中心，過去的生活模式已經消失殆盡。以前總有人形容，她的家鄉是「對抗中國前線」，但Samantha說，相同命運如今已在整個香港上演。
語言是身分認同的關鍵元素，目前普通話教學在香港蔚為主流，粵語在正規教育下未受重視，Kuma認為這是很嚴重的危機。「小學面臨文化清洗的狀況，香港實在有太多中國來的新移民，我不是要譴責他們，但是我們都知道消滅一個語言，就是消滅一個民族文化或國家的方法，」Kuma說，在小學教書的友人指出，班上七成至八成小孩的母語都是普通話。
「當普通話變成主流，母語是粵語的孩子也會為了融入同儕，而在日常中使用普通話，未來比起粵語，他們說不定會更習慣說普通話。」Kuma指出，母語會影響人們的思維、思考方式以及對香港的認同，「我想強調，我一直都希望香港是一個多元的地方，問題不在移民身上，但是移民湧入的趨勢，確實可能造成香港本土文化式微，甚至是被消滅。」
Samantha形容，如今香港總令她聯想到《最後一課》（La Dernière Classe）中的情景，隨著新的執政者來到，無法再用原有語言接受教育，就如同港府在回歸後大力推動普通話教學。「許多香港人講話的口音已經很不一樣了，」Samantha認為，廣東話承載著香港特有的歷史文化，海外港人要守護文化的「根」，首要就是繼續與下一代說母語。
教育與自我認同的形塑
痛恨帝國霸權，渴望抓住本土生根的文化，但是香港人依舊不清楚這份自我認同能把他們帶往何方。曉琳說：「香港人對於未來還沒有一個具體的想像，因為我們不太了解自己的歷史。以前課程不包含香港歷史，可能是因為英國殖民政府不想讓我們太清楚自過去，由此產生民族認同感並且群起反抗，所以它不讓我們思考太多政治問題，只要好好賺錢就行。」
2009年9月，香港將「通識教育」（Liberal Studies）列為高中必修科目，這是對1960年代推行「填鴨式教育」的反思，當時考試高分的學生善於死記背誦，港府有感於教育需要與時俱進，21世紀起推廣培養批判性思維的通識教育。接受公民社會議題思辨課程的洗禮，不少香港高中生因此受到政治啟蒙，更加了解香港政治制度運作與不同意識形態的觀點。
Kuma就是在批判性思維薰陶下長大的青年，他說自己接受的通識教育，「老師會介紹社會新聞，要求學生提出論據與辯證」，「我想這對於我們這一代人有一定的幫助，教室裡頭的權力者是老師，學生則是無權力的，批判性思考教育鼓勵無權力者在課堂中表達自己的意見。」
巧合的是，根據香港民意研究所統計，香港人的「中國人認同」、「香港人認同」在2009年碰上黃金交叉，此後「中國人認同」一落千丈、「香港人認同」步步高升。來台躲避疫情的香港大學生衛斯理即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他表示：「我在香港長大，對香港這個地方有很強烈的歸屬感。我沒去過大陸幾次，若硬要把它稱為家鄉的話，說實在我會有一點抗拒。」
黃藍立場之爭，從香港政治場域蔓延到課堂，近年「公民覺醒」學生走向示威現場。Kuma批評，香港有些建制派官員反而把教育當成「執政失敗」的藉口，聲稱當初通識教育改革是「錯誤的」、「教壞學生」，所以才會有雨傘運動跟流水革命，「官員還提倡要把通識教育改為愛國教育，但是這些東西灌輸在學生身上，是公平的嗎？年輕人真的認同這些課本內容嗎？」
愛國教育從小紮根最有效，這點香港特首相當了解，林鄭月娥2017年上任前即宣布，她將在幼稚園和小學教育中強調「我是中國人」的認同。Albert表示，根據友人分享的小學教科書，現在已有教材處處強調愛國主義，教導「亞洲是中國撐起來的」、「警察的責任是維持秩序、驅散暴徒」等等。Kuma擔憂：「香港的愛國教育就是要打壓我們批判性思考，這會完全壓縮下一代香港人自主思想的發展。」
台灣認同不穩定，如何抗中？
然而，當港人認同逐漸凝聚之際，作為避風港的台灣，不免從中映照出自身弱點。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表示，台灣目前是最適合港人繼續發展民主運動的地方，「但未必守得住。」
林榮基表示，台灣也有身分認同難題，正是這個問題影響了台灣的穩定性，「不解決身分認同問題就不可能有穩定的一天，台灣本身不穩定，怎麼面對中國？」林榮基表示，身分認同問題來自於文化，台灣社會文化的「不穩定性」，則是因為來自中國的統治者以中國傳統文化「殖民」台灣。
Albert也表示，香港人需要跟擁有共同理念的台灣人團結起來，但前提不只是港人要擁有自身的影響力，「台灣人也需要再想一下，希望國家怎樣發展。」他指出，港台兩邊的人民習慣事事要求政府，失去了主體意識與責任感，擅長拉攏群眾的中共自然容易趁虛而入。
「民主政治最大的責任在民眾身上，要主動承擔多一點責任，支持台灣的陣營先串連起來，聲勢就會很浩大，」Albert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