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倫、哈利法克斯和韓德森的盲目和前一章提到的第一個謎題完全不同。謎題一牽涉到原本聰明和專注的人不知道他們受到欺騙，而這裡的情況是有些人被希特勒欺騙，而有些人未被欺騙。這裡的謎題是，那些被欺騙的人是你預期不會被欺騙的人，而那些看到真相的人是你以為會被欺騙的人。
例如，邱吉爾一直相信希特勒完全是一個口是心非的惡棍。邱吉爾形容張伯倫訪問德國是「歷來最愚蠢的事」。但他對希特勒的認識只來自他的閱讀。張伯倫的內閣部長之一庫伯（Duff Cooper）一樣神智清醒，他驚恐地聽張伯倫描述與希特勒會面，後來他從張伯倫的內閣辭職以示抗議。庫伯認識希特勒嗎？不，英國外交圈高層只有一個人—在哈利法克斯之前擔任外務大臣的艾登（Anthony Eden）—曾見過希特勒並看到真相。但其他人呢？正確認識希特勒的人是那些完全不認識他的人。誤判希特勒的人是那些和他談過數小時話的人。
當然，這可能都是巧合。也許張伯倫這些人，不管是出於任何個人理由，他們只想看到他們想看到的希特勒，因此無視於他們看到和聽到的證據。只不過這個謎樣的模式處處可見。
張伯倫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底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訪問德國，就在他初次訪問兩週後。會談地點是慕尼黑的納粹黨辦公室—元首行館。義大利獨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和法國總理達拉第（Édouard Daladier）也受邀參加。這四個人帶著他們的幕僚在希特勒的私人書房會面。第二天早上，張伯倫問希特勒他們兩人能否單獨會談。這時候的張伯倫感覺他了解他的對手。
之前希特勒說他的野心僅限於捷克斯洛伐克時，張伯倫相信「希特勒說的是實話」。現在要做的只是把那個承諾形諸文字。
希特勒帶他到位於攝政王廣場的寓所。張伯倫拿出一張紙，他在上面已寫了一份簡單的協議，並問希特勒是否願意簽署這份協議。當翻譯官把這些話翻譯成德語時，「希特勒連聲說『好！好！』，最後他說『是的，我當然會簽字。』」張伯倫後來在寫給他妹妹的信中說。「『我們該什麼時候簽？』我回說『現在。』我們立刻走到寫字桌，並在我帶去的兩份文件上簽了我們的名字。」
那天下午，張伯倫飛回英國接受英雄式的歡迎。一群新聞記者湧向他。他從胸前的口袋拿出那張紙，向群眾揮舞它。「今日早上我和德國元首希特勒再度會談，這是一張上面簽了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的紙。」然後他回到唐寧街十號首相官邸。
「我的好朋友，這是我們歷史上第二次有人從德國帶著和平與榮譽回到唐寧街。我相信這將為我們的時代帶來和平。我們從內心深處感謝你們。」群眾歡呼。「現在我建議你們回家，安穩地上床睡覺。」
一九三九年三月，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地區。他只過了六個月不到的時間就打破他與張伯倫的協議。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入侵波蘭，世界大戰爆發。
換句話說，我們有不了解屬下情報員的中情局官員，有不了解被告的法官，也有不了解敵手的首相。我們有初次認識陌生人時不知道如何下判斷的人。我們有認識陌生人幾個月還不知道如何下判斷的人。我們有只見過陌生人一次不知道如何判斷，還有見過陌生人許多次還不知道如何判斷的人。他們不知道如何評估陌生人的誠實度。他們不知道如何判斷陌生人的個性，以及陌生人的意圖。這個難題可大了。
張伯倫從未質疑他大膽規避戰爭的計畫是否明智。如果希特勒的意圖不明，身為首相的張伯倫認為他的職責就是到德國去弄明白。
我們認為我們可以根據薄弱的線索來輕易看穿別人的心。我們一有機會就大膽地對陌生人下判斷。當然，我們不會這樣對待自己。我們是微妙、複雜而且難以捉摸的。但陌生人很簡單。
如果我在這本書能說服你一件事，但願那就是：陌生人並不簡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