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島總罷工》綜覽台灣1920、1930年代間勞工運動的興衰，有早期的罷工奇招，也有資方、政府似曾相識的嘴臉。除了技術層次的抗爭手段，本書也拆解台灣工運史中，「統獨」與「左右」掛鉤的論述，凸顯工人的主體性。
兩年前，時任桃園市產業總工會秘書、南亞電路板錦興廠工會秘書的蔣闊宇與空服員職業工會副秘書長周聖凱，蒐集了網路上諷喻《勞基法》修法的現代詩創作，出版《我現在沒有時間了》詩集。當時蔣闊宇接受《新新聞》專訪時提到，他正在將碩士論文改寫成專書，即近期付梓的《全島總罷工》。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高雄機械工會不滿台灣鐵工所任意解雇工會幹部，便串連台北的日華紡織、高雄的淺野洋灰與嘉義營林所等全台超過六十間工廠、四千多名勞工發起「全島總罷工」，參與者占全國工廠工人的七．四％，規模與手段都是空前絕後。
「禁搭便車條款」吃垮復職工人
這樁逸事在近幾年華航空服員罷工、華航機師罷工與長榮空服員罷工時經常被提及。然而《全島總罷工》不只專注於此，蔣闊宇爬梳了當時的報紙新聞，並對照政府出版的《警察沿革誌》，綜覽二○年代末期至三○年代初期短短幾年之間勞工運動的興衰。
資料來源既是來自當時的新聞，便有不少生動的片段，可從中一瞥當時極富創意又暖心的抗爭手段。例如，罷工期間，工會之間經常互相捐錢或是義賣日用品來向市民募款，不僅達到宣傳效果，也能維持罷工者的生計；至於資方的嘴臉與政府的態度，則令人不免有Déjà vu（似曾相識）的感嘆。
全島總罷工期間，高雄的工人曾北上到宜蘭義賣，不料義賣品遭警察扣留，要求自行返家。書中寫到：「工人們不斷宣稱自己沒錢購買高雄的車票，警方既不補助，也不讓賣錢，七嘴八舌吵到最後，警察課只好下令全體員警向商團購買日用品。」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二八年淺野洋灰株式會社大罷工，罷工期間若有工人逕行復職，工會就會組織一批「食飯隊」，集體到復職工人的家裡吃飯，「許多復職者發覺，不去上班居然比上班省錢，就決定不再回工廠做工。」可以說是百年前的「禁搭便車條款」。
另外，書中大量使用「左翼」與「右翼」的分類，然而短短數年的勞工運動中，左右翼組織互相競合、行動光譜更迭移動；作者雖然曾於「緒論」稍做解釋，對於幾乎沒有左右之分的台灣社會而言，百年前的思想鬥爭十分挑戰讀者的想像。
推翻蔣渭水「民族英雄」單一敘事
蔣渭水發起的「台灣工友總聯盟」早期強調勞工與進步的資產階級協調，並由代議士居中斡旋，使勞資雙方達成共識。相較於主張工農階級鬥爭的台灣文化協會與台灣農民組合，蔣渭水偏向右派；然而在台灣民眾黨的「勞工運動」與「議會運動」之爭中，具有勞工基礎的蔣派又被歸為左派。
當台灣社會將蔣渭水推崇為「抗日民族英雄」，《全島總罷工》則揭示了他的階級關懷，也可說是從勞工運動的角度重構台灣民眾黨史，推翻「民族英雄」領導「社會運動」的單一敘事，工人與工會的抗爭策略同時也影響仕紳聞人的政治判斷。
在當代台灣抗中保台的氛圍下，左派經常被打為中共同路人，不少社運團體深受其害，蔣闊宇所任職的桃產總是最鮮明的例子。左就是統嗎？本書回顧日治時期的勞工抗爭史，同時拆解了「統獨」與「左右」掛鉤的論述，凸顯工人與工會的主體性，也是作者在替自己翻案。
最後，這段歷史替未來的勞工運動帶來什麼啟示？蔣闊宇在本書後記寫道：「對我而言，歷史正是人類被拋擲到此類絕望之地時，其中一種救贖方式。當它指出眼前的現實不是現實，做為主體的人遂得以變得更為現實，現實到足以在具體條件的限制中看見另個『異世界』，開啟行動與變革。」
書中提到，當時的勞工若罷工不成又不願復職，部分選擇自行創立公司或合作社（當時稱「工友工廠」）。這已非發展資金與技術密集產業的社會可以想像，畢竟罷工空服員和機師很難另立門戶，新設一家航空公司。
存在的必然合理，但歷史反抗絕望
當代社會學家萊特（Erik Olin Wright）則在二○一○年撰寫的《真實烏托邦》提出七種促進社會賦權的途徑。西班牙的第七大企業蒙德拉貢公司（Mondragon）即是一例，公司在草創時期即讓所有勞工成為股東，且非員工者無法擁有股份，呼應百年前曾存在於台灣的「工友工廠」。
一個由公民社會主導、具有民主參與及社會正義理念的經濟場域，真的不可能嗎？「歷史說，縱使凡存在的必然合理，但眼前合理的存在並不是必然。因此，歷史它反抗絕望。」蔣闊宇在書末寫道。
全島總罷工：殖民地台灣工運史
作者：蔣闊宇
出版：前衛出版社，2020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