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慮到印度貧民窟的分布，社區感染在印度可能會非常嚴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由於城市化與工業化進程仍在進行中，與旅行相關的感染更容易出現在城市地區。
南亞與非洲這兩個地區的一個優勢是人口年齡仍然年輕，假設老齡化對新冠病毒死亡率有正相關的影響，那麼可以期待印度與非洲的死亡率會低於發達國家。
但這並不意味著世界可以棄非洲與印度於不顧。假如病毒可以從歐洲的鮭魚砧板上傳染到北京西城區大爺身上，那麼也同樣可以從印度貧民窟或非洲草原傳到日內瓦或澳洲。在全球化的世界裡，只要還有一個國家存在感染患者，世界的疫情就沒有結束。
在有效疫苗研發成功並上市前，疫情就會像在北京一樣反覆無常。除了日常的個人防護與社交疏離外，在易受感染的城市進行大規模核酸檢測排查十分必要。
對公共衛生與全球治理的啟發，一是要幫助中國設計出真正有效的疫情通報系統，這一系統的基本要求，是避開中國基層官員因擔心政治壓力而下令瞞報的傳統制度。
單靠中國自身很難改變
可以考慮的辦法是實行「反向激勵」，即對主動、快速報告傳染病例的官員實行獎勵。激勵制度的改革單靠中國自身很難改變，需要國際合作和對中國的強大政策說服能力。
二是對容易被世界遺忘的非洲和南亞眾多貧困人口給予足夠的醫療、經濟與實物支持，確保不出現疫情後的飢荒，這也間接促使這些國家實行更嚴格的限制令。在大國關係緊張、國際組織威信下降的年代，主要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將在未來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