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君說，葫蘆屯這個名字，本來饒有雅趣，就是日本人聽來，也沒有什麼不順耳的地方，最近一些俗吏，偏要自作聰明，準備把它改名豐原，真是庸人自擾，多此一舉。日本俗吏，總以為非把一切弄成日本色彩，心裡終究感到不舒服，這種做法，完全沒有大國民的風度。既然是殖民地，讓他留個合於殖民地的地名，豈不更好？
佐藤對此高論，也不得不表示同感。洪先生在文章後面，說明文中之「A君」就是許文葵，「青年」就是他，而「青年的父親」當然是洪棄生先生了。我看完了，大為驚動，因為A君之口氣、神態，與從前在萬斗六論天下大勢完全一樣，我馬上寫一封信給洪先生。
炎秋伯：
日前接到榮鐘嬸寄來的《少奇吟草》和《三友集》，其中老伯所寫有關佐藤春夫的兩篇文章引起我很多感想。……
我想說的是文葵先生在台中一中的十幾年，可以說很不得志，精神上、經濟上都很苦悶的時代，可是今日社會上知道「許文葵」的人，大部分是以這一段時期的「許文葵」為對象。因為此時的一中畢業生，目前已經是四十到五十歲的社會的中堅層。他們（包括我）哪裡知道青年期光芒萬丈的許文葵先生。不知這個時代，而單憑失意時代的許文葵先生來做蓋棺論定是非常不公平，從這二篇文章中浮現出來的文葵先生的氣宇之大，見識之高，比起現在的大學生，不知相去多遠？深思之，更覺欽佩。我來加拿大後，得遍覽魯迅的作品，其中〈孔乙己〉一篇給我極深刻的印象，以孔乙己來比喻文葵先生，未免太失禮。不過以時代性而論，有極相似的地方。總之，這是未能入仕途的讀書人的悲哀，因為他們沒有生活的能力，善良的人性在周圍的嘲笑和輕蔑中燒盡。我對孔乙己很同情，同樣對許文葵先生也很同情。可惜，現在我的同情是不必要了，因為經炎秋伯這兩篇文章，他的為人可以說名留青史。文葵先生地下有知，不知如何高興。我覺得炎秋伯是做了一件極有價值的事情。
莊生上 一九七九．十一．七
許先生畢業台中一中後，去台中州廳當州知事的翻譯，他去做佐藤春夫的嚮導是州知事派他去的。我曾聽父親說，他在州廳當差的時候太閒了，沒有事做，因此利用州廳的紙墨練字。他一手隸書就是在州廳時練出來的。當時充當殖民地小吏的台灣人，通常是拿著順風旗搖喊，說起話來小心翼翼，一切以統治者的意志為意志。一百個人中難找一個像許先生這樣硬骨頭，「有什麼話，說什麼話」。佐藤實在很幸運碰到這樣具有文化素養的嚮導，使他的遊記增色不少。不過，反過來說，許先生也很幸運，碰到佐藤春夫這樣有良知的作家。要不然，他年輕時代的風貌就不會這樣生動地流傳下來。洪先生的註文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