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沖繩縣石垣市議會於六月二十二日將釣魚台列嶼由現名「登野城」更名為「登野城尖閣」。市議會提出這個議案時，就引來台灣政治人物以及保釣人士的抗議。
不過石垣市長當時已說明，石垣市這個動作主要是針對中國而來，更名實施的日期也訂在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日，更證明主要目標是中國。
日動作針對中國海警取締日船
石垣市之所以有那麼大的動作，是因為進入釣魚台列嶼領海範圍的中國海警船，一改過去僅編隊航行的做法，而在這個海域內取締作業中的日本漁船。此舉主要目的並非要掠奪日本漁民的漁獲，而是要證明中國海警在自己所宣稱的領海範圍內可以實質有效管轄，在法律上間接證明釣魚台列嶼主權屬於中國。
這樣的改變是來自於中國海警的前身中國海監總隊，從二○○○年以後開始進入釣魚台列嶼海域巡航。
就日本的立場，它們將中國海監船及其後中國海警船的行為，解釋為海洋法上的外國軍艦或公務船舶進入日本聲稱的領海範圍內，行使「無害通過權」（the right of innocent passage），因此中國並不能透過這種作為進一步主張釣魚台列嶼主權。
這讓中國今年改變過往做法，在海域內取締日船，以強化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法理論述。
台灣保釣人士不能僅憑藉著勇武派的衝勁，而忘了他們的行為對台灣、對釣魚台列嶼主權的維護與主張是否有所幫助。如果操作不當，可能成為間接強化日本領土主權論述的案例。
例如一二年香港啟豐二號有七名船員突破日本海上保安廳的阻攔，成功登上釣魚台列嶼，並在島上插上旗幟。不過，旗幟隨即被日本海上保安廳官員及警察拔走，並扣押了十四名香港保釣成員。
這件案子之後進入日本司法程序，在完成日本國內法相關手續後，釋放了這些保釣成員。
賠償適用什麼法律才是重點
除了登島事件間接讓日本取得有效管轄外，另一個案例則是發生在○八年六月的「聯合號海釣船事件」。這是艘台灣的海釣船，在六月十日於釣魚台列嶼領海範圍內，遭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船撞沉。
倘我國依照一九八二年《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對日本公務船在我國領海範圍內撞沉我船舶一事，主張日本應擔負起國家責任，對我政府予以賠償，我國對日本行使國際索償權。但後續的發展卻是，日本官員親自到船長何鴻義家中，向船長直接提供賠償金。曾有媒體詢問日本官員賠償依據為何，官員稱，當然根據日本民事賠償。
因此，日本官員直接賠償船長，而非透過台日官方管道擔負國家責任；金額可能相同，但在法律上的意涵卻變成日本依據其國內民事賠償相關法規，在其主張的領海內，因其公務船執法不當，撞沉外國船舶，給予外國船長賠償。
同樣一筆錢，求償主體與程序的不同，將造成國家對釣魚台列嶼海域行使主權及其管轄權意涵的不同。限於台灣當時民意激憤與鄉愿，執政的馬政府也未點出當中的不同，認為有賠償就好，殊不知此舉已構成日本有效管轄釣魚台列嶼的真實案例。
這並不表示我國就要對主張釣魚台主權不作為，而是任何作為都須經過審慎思考，沙盤推演任何行動或言論在法律上的意義，以免賠了夫人又折兵。
過去日本曾為了亞洲地區的慰安婦問題，對過去曾受侵權的婦女們給予補償。但律師及法學界提醒，這種性質屬於補償金的概念，與日本在二戰時「違反人類罪」而引起的賠償概念不同，後者是間接證明日本違反國際法。因此，許多國家阻擋受害婦女領取「亞洲婦女基金會」的補償，而是自行募款，提供這些婦女度過後半輩子。
如果慰安婦議題都有專業的法律人士提供協助，那涉及領土主權的釣魚台列嶼問題，何以保釣團體不先對其行為可能造成的法律效果予以評估？不考慮其行為後果可能傷害台灣對釣魚台列嶼主權主張？唯一可以解釋的是，他們想達到維護主權之外的其他政治效果。
授人以柄，功必不成
有趣的是，對於一九七○年代以來的保釣活動，北京政府相對冷靜，不隨保釣人士起舞、步步為營，恐怕與其了解國際法奧妙之處有關。
「匹夫之勇，不足為懼」，倡議登島雖可讓台灣民眾人心大快，但除了個人安危考量之外，更重要的是此舉猶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前車之鑑歷歷在目，台灣必須審勢而為。（本文作者為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