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 2萬張底片藏了二十年,還原歷史黑暗面 「文革第一人」李振盛病逝

2020-06-23 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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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620-【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陳品佑攝)
【思沙龍】暴風「眼」—我用鏡頭瞄準一個驚恐時代,講者攝影師李振盛。(資料照,陳品佑攝)

當拍照成為革命工作,李振盛直言:「其實我並沒有保持冷靜、我也瘋狂,只是在瘋狂當中,我沒有忘記去記錄它」,但與那些「黨叫拍什麼就拍什麼」的同事不同,除了拍那些能夠見報、全是歡呼歌頌的「有用」照片,李振盛也拍下無數「沒用的底片」,儘管戴高帽、遊街、批鬥的情景都不能見光,他依然按下快門,私下沖洗後裝進底片袋偷偷保存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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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聽黨的話,但沒那麼聽黨的話」,李振盛說,自己的性格有些反骨,「我知道我手中的相機是稀有物,不像現在人人都有手機可以照相,照相機的功能就是紀錄,我有紀錄工具又學過攝影,那就該多拍一些。」由於當時底片膠卷的配額取決於照片見報的多寡,為了拿到多一點膠卷,「黨要的照片」李振盛也沒少拍,「這些額外的膠卷對我很重要,我可以拿來拍那些沒有用的照片。」 

有圖有真相:讓歷史告訴未來

起初,李振盛屬於打倒別人的造反派,到了1968年,他在報社派系鬥爭中嗅到不對勁,預感自己被打倒的日子即將來臨,便把偷藏在辦公室裡的「沒用底片」慢慢轉移到家中。抱著「既然下定決心拍攝了,就不能讓它輕易付之一炬」的心理,李振盛想來想去只能鋸開地板一角,將兩萬張「負面底片」深藏,由於擔心被鄰居舉報,鉅開一片地板就耗費整整一週時間。兩個月後,李振盛被打成「新生資產階級份子」下放勞改,幸而底片在抄家時沒有被搜出。

1971年,中共當局政策放寬,李振盛與妻子從五七幹校勞改歸來,繼續攝影事業,之後調到北京工作,依舊將那兩萬張底片帶在身邊,就這麼從1968年藏到了1987年。

當時在趙紫陽當政下,中國的政治氣氛較為寬鬆,李振盛從秘藏近20年的底片中選出20張,首度將那些「負面」底片公諸於世,以「讓歷史告訴未來」為題參加全國攝影公開賽,獲得系列新聞照片大獎;從無數底片中編選出的攝影集《紅色新聞兵》在本世紀初出版,以英、法、德、日多國語言出版,成為全世界討論文革的必讀教材。

2018年,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文版在香港出版。(鍾巧庭攝)
2018年,李振盛的《紅色新聞兵》攝影集中文版在香港出版。(鍾巧庭攝)

但儘管李振盛的作品在國際享譽無數,在他的祖國,文革至今仍是不可多談的敏感話題,《紅色新聞兵》的中文版直到2018年才在香港面世,而在四川的「李振盛攝影博物館」,陳列的都是文革時期的日常生活照,當年的「負面」底片仍然未能在中國公開展示。

「全世界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期間發生了什麼,只有中國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要是拖久了,這段記憶就真的失去了。」李振盛說,在今日中國緊縮的政治氣氛下,文革似乎逐漸成了不能多談的敏感詞,為了讓帳號「永遠存在」,他連發微信都小心翼翼,得把文革打成「文-革」規避審查機制。

攝影師李振盛拍下的10萬張底片,為文革歷史留下完整面貌。(鍾巧庭攝)
攝影師李振盛拍下的10萬張底片,為文革歷史留下完整面貌。(鍾巧庭攝)

「影像紀錄是最好的紀錄,攝影對我來說就是個工具,以別人欣賞的好的畫面,記住各種各樣的歷史事件。現在有句話叫「有圖有真相」,透過直觀的畫面,在觀者身上發生一些化學反應,形成對歷史的反思。」接受《風傳媒》專訪時,李振盛笑說如今自己的大相機都送去博物館了,手上改拿輕便的數位相機,更多時候直接用手機記錄周遭,還打趣道,如果文革時就有手機該有多好,「那我一定拍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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