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以決策建立聲譽的需求強烈，而達成的經濟成本很低時，中國就會使用強制性手段。」──國際政治學者張可天
「中國常被認為是遭民族主義操縱的國家，實際情況恐怕比這個更複雜也更憤世嫉俗，」《經濟學人》18日以「中國為什麼會霸凌？」為題，解析中共政府如何選擇「霸凌對象」與控制民族主義情緒。內文稱中國是「謹慎的惡霸」，明白民族主義就像水庫大壩；大多數情況下，領導人隨意壓制或釋放公眾憤怒，只有發生最大危機時，才感到必須打開閘門，宣洩危險的民怨壓力。
民族主義老虎與牠的主人
國際事件基本上是公開對外的，領導人的行為受到國內外政治觀眾的關注與公評，而觀眾的存在也能夠影響領導人的決策、國家間的互動。中國為什麼會霸凌其他國家？這必須從中國民族主義說起。《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指出：「人們常常將中國民族主義比作老虎，這隻老虎已經被共產黨主人餵養很多年，現在外界譴責共產黨騎虎欺人，但中共也會擔憂被老虎甩下、一口吞掉。」
中國民眾對不同的國家存有不一樣的民族主義情緒，當涉及美國、日本或其他中國民眾好感度較低的國家時，公眾的抱怨尤其強烈。例如去年10月，美國NBA火箭隊總管莫雷（Daryl Morey）在個人推特（Twitter）發布支持香港貼文，數百萬中國人要求解僱莫雷，兩天之內，中國央視宣布暫停NBA季前賽轉播。
但是觀察自6月15日以來，中國和印度軍隊發生近半世紀以來最致命的邊境衝突，造成至少20名印軍喪生，解放軍也有人員傷亡。中國官方媒體僅簡短報導此事，北京當局不肯公布中方人員傷亡數字。中國公眾一直保持著平靜情緒，僅看見網路上少數人抱怨：「為什麼不能公布解放軍傷亡人數？」以及一些揶揄印度的批評：「是誰給印度阿三的勇氣？」「阿三欠收拾了？」
中國民族主義情緒明顯沒有被印度點燃，沒有數百萬民眾集體要求對印度進行報復與抵制。在喜馬拉雅山衝突之後3天，位於北京的印度駐中國大使館周圍只有幾名警察站崗，顯現使館人員也沒有面臨抗議。《經濟學人》指出，中國領導人可以輕描淡寫與印度爆發的危機，是因為印度並不在中國學校教育提到的「帝國主義流氓」之列，一些中國人把印度視為貧窮又混亂的國度，而且中國與印度的雙邊貿易順差將近600億美元。
「謹慎的惡霸」
表面上中國對外國做出魯莽的舉動，但實際上它都有計算回報和風險。美國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助理教授張可天（Ketian Zhang）去年發表的論文《謹慎的惡霸：聲譽、決心，與北京在南海使用強制策略》（Cautious Bully: Reputation, Resolve and Beijing's Use of Coercion in the South China Sea）指出，可以藉由中國軍事實力或領導人的自信與決策魄力，來觀察當局動武的意願。
論文提到，中國在軍事實力較弱的1990年代反而更敢動武，現在則多半仰賴海岸警衛隊巡弋「霸凌鄰國」；2002至2012年期間，在「謹慎的」前任國家主席胡錦濤執政下，中國對南海的政策反而「更具侵略性」。張可天提出「成本平衡理論」解釋中國執政者的決策模式：「當以決策建立聲譽（reputation for resolve，無論是對國內還是國際）的需求強烈，而達成的經濟成本很低時，中國就會使用強制性手段。」
因此2000年代初，中國希望與東南亞國協（ASEAN）達成自由貿易協定時，南海局勢一片平穩；後來中國認定東協比起任何其他東西，更加需要中國貿易之後，中國的南海決策變得獨斷，並且遏阻南海國家尋求國際幫助。
中國境內也試著使出經濟方面的強制手段，《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尤其喜歡造成不對稱的貿易關係，給逆差的一方帶來痛苦」，例如2012年南海領土爭端期間，中國禁止從菲律賓進口香蕉，這僅給菲律賓農民造成了災難，幾乎沒有傷害到中國自己的消費者。
中國對其他許多國家複製類似的經濟霸凌模式，在如今的戰狼外交中，中國甚至向西方施加壓力，要求歐美國家答應它的要求，最近中國抵制行動的目標是澳洲進口牛肉和NBA火箭隊比賽，但中國當局不會抵制對中國人民來說更重要的商品。
後新冠時代的中國擴張
中國近幾個月來也一直表現出對外侵略性，《經濟學人》指出：「中國在今年瘟疫大流行期間累積了自信，也正在利用全世界被新冠肺炎分散注意力的大好時機。」除了中印邊境發生衝突之外，中國決定對香港實施嚴厲的國家安全法，對澳洲和其他西方國家實施貿易抵制，並派遣海岸警衛隊在南海巡邏、騷擾外國船隻。地緣政治上，全球防止中國侵犯的注意力確實被新冠肺炎分散。例如，政府很難就「港版國安法」立法指責中國，同時還要與中國談判購買呼吸機設備。
但是中國比以前更不依賴其他國家，也表現得異常自信，改為刺激內需來恢復該國受新冠肺炎影響的經濟。先前為了控制病毒蔓延，中國幾乎不對外國人開放，中國父母開始猶豫該不該把孩子送往國外，中國官員呼籲總部位於香港的外國銀行必須支持《國家安全法》，否則就讓別的銀行取代。
就連歐洲也成為中國高級外交官展示戰狼自信的新場域，《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指出，但是歐洲不必屈服於中國的經濟欺凌行為，也可以對中國說不，因為歐洲對中國市場的依賴性較低，歐盟在中國進行貿易和投資所帶來的戰略脆弱性也逐漸超過帶來的經濟機會。
順著中國減低對國際貿易依賴的作法，其他國家趁機減少與中國的經濟往來，就能使自己更加安全嗎？印度是最新面臨此困境的國家，但恐怕不會是最後一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