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組織將個人結合起來以完成特定的目標。但是，理性的運作方式絕非理所當然，個人的努力也不盡然能夠力挽狂瀾，外在的環境時常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普魯士參謀本部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誕生，跌跌撞撞經過四十年的摸索，在老毛奇領導之下，準備面對來自險惡國際情勢的挑戰。
德意志統一戰爭（1864-1871年）
人們談起近代德國統一的故事，總是會想到「鐵血宰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1862-1890年執政）。他的聲望雖然歷久不衰，但在那個風雲詭譎的1860年代，即便他再長袖善舞、天縱英才，如果沒有一支鋼鐵勁旅在手，恐怕也是獨木難撐大廈。1850年普魯士主導的德意志聯盟，硬生生地被奧地利給拆散，正應驗了「弱」國無外交的殘酷現實，這裡的強弱，就是軍事實力。俾斯麥不是獨木，普魯士幸運地擁有另外兩根紮實的巨木：參謀總長老毛奇與戰爭部長羅恩（Albrecht von Roon，1859-1873年在職）。
推動德國統一的三場戰爭以丹麥戰爭（1864年，也稱普丹戰爭）揭開序幕。這場持續了18個月的戰爭，普軍動員了65000人，雖然只有一小部分投入戰鬥，但卻造成很大的運輸與補給問題。被徵召的士兵向各自所屬的師部報到，這些單獨行動的師，直到抵達作戰區才被重組為野戰軍。例如第13師，包含517名軍官、15058名士兵、4583匹戰馬、379輛篷車，由2282節車廂，分為42列火車運送。列車從明登（Minden）出發，經漢諾威（Hanover）抵達漢堡（Hamburg），在當地編入第2軍。陸軍採用了新的後勤系統：每名士兵攜帶3天的口糧，尾隨的供應車隊則有3到4天的糧食；機動彈藥車提供彈藥補給並運載較重裝備。戰爭後期，老毛奇擔任普奧聯軍總司令腓特烈・查理王子（Prince Frederick Charles）的參謀長，因優異的計畫與領導能力，成為勝利的主要功臣。此後，在德皇主持的內閣會議中，只要涉及參謀本部業務，他便有權出席。
丹麥戰爭暴露出普軍幾個主要弱點，軍隊動員就是其中之一。動員之後，66 %的兵力由後備役組成，現役部隊僅佔34 %，這代表動員的時間會拉長。第二個問題與部隊駐地有關。普軍的駐防相當分散，1850-1869年間，駐地數目由230個增至330個。1865年時，陸軍81個步兵團中，只有29個集中在單一地點，44個來自2個城市，8個來自3個城市。騎兵與砲兵團的情況也相去不遠，只有工兵與鐵道部隊因為訓練的理由而集中在同一地點。當兵力膨脹到60萬人時，部隊駐地的安排愈來愈困難。
為了解決這些問題，老毛奇向戰爭部建議，由承平時期的軍司令部來擔負動員準備工作。最基層的動員管理由新設置的軍管區主持，區內所有後備役、民兵、替代部隊都由其管轄。軍管區的指揮部與鐵路及電報網路連結，成為地區性動員的中心。由於這項工作是由參謀本部派至各軍、各師的參謀主管執行，雖然動員命令仍得由戰爭部下達，但參謀本部首次在動員準備中得到立即的影響力。
1866年春，普軍已具備新的組織力量。平時的部隊就已根據戰時行動的軍、師、團編制組織。禁衛軍從全國各地挑選其成員，是唯一的例外；其他所有野戰軍都駐紮於其後備役官兵所在的地區。參謀本部本身也進行了重組與擴大。丹麥戰爭時，由於參戰部隊缺乏參謀，從柏林本部借調了許多軍官，幾乎讓本部業務停頓，於是決定讓執行專業技術業務的部門更加獨立。1865年夏，一半的參謀被編入科學業務第二部門，由1名少將主管，有14名軍官與24名士兵，以地圖製作為重點工作，這些軍官不需要下部隊輪調。
1866年的普奧戰爭比丹麥戰爭複雜許多。動員人數為28萬人，戰場有兩個，彼此相距遙遠：一為奧地利西北方的波希米亞（Bohemia），另一為今日德國的中北部。1864年發動戰爭時，奧地利是盟軍，英國也保持中立，幾乎不必考慮外力干涉。1866年不但法國可能動員進行武裝調解，德國境內的邦國也可能與奧地利結盟，時機與兵力的互相依賴，成為最重要的取勝因素。經過俾斯麥的外交操作，創造了一個短暫的機會窗口，讓普魯士得以進行兩面作戰；若是錯過這個時機，就必須面對沒有勝算的三面作戰。
這個兩面作戰的戰略之所以可行，主要因為在波希米亞戰場上，普魯士享有技術上的優勢。普魯士有5條鐵路線通向戰場，而奧地利只有1條。從1866年4月起，參謀本部的鐵道管理部門便準備好詳盡的部署計畫，並與商務部、3個軍民共同委員會密切協調。老毛奇的構想是各路部隊分頭前進，到最近戰場處集結於單一據點，大部分資深將領都不支持這個新穎的作戰方式。
開戰之前，戰爭部依然牢牢控制著整體作戰計畫的準備工作，但參謀本部已完全接手鐵路動員的任務。到了6月2日，由於鐵路運輸已成為最緊急的事項，老毛奇得到授權，可以跳過戰爭部直接下令給各野戰軍指揮官。長期來看，這個改變不僅代表作戰命令下達層級的轉移；更重要的是，由於鐵路運輸成為軍事行動不可或缺的工具，通過對鐵路管理與知識的掌握，實質的作戰計畫制訂已成為參謀本部的特權。
普軍分成四個階段進入波希米亞。第一階段，人員、馬匹、後勤物資集中至各動員中心。第二階段，4個野戰軍以鐵路集結於西里西亞（Silesia）與盧薩蒂亞（Lusatia）。第三階段，從鐵運終點行軍至預定戰場。第四階段，發動攻勢。分配給各軍的鐵路線以每天8-12班列車的運量進行運輸。每個野戰軍負責自己的軍糧草料。司令部與野戰醫院則就地徵用。
戰役初期的6月26日，奧軍錯過了攻擊孤立的普軍第2軍團的機會，到了7月2日，就被迫進入不利的位置，只能打一場防禦性會戰。普軍因此得以展開兩個大型機動，一個將敵軍正面牽制住，另一個進行大規模側翼攻擊。老毛奇已完全失去與各軍指揮官的通訊，只能派出騎馬的信使傳遞命令，如果戰事持續更久，戰局發展可能會完全失去控制。從十九世紀的戰爭背景來看，老毛奇對時間、空間、兵力的運用的確獨樹一幟。
薩多瓦會戰（Battle of Satowa, Battle of Königgrätz位於今日捷克境內）之後，普軍有46個月來消化這場戰爭的教訓。在這段時間內，戰時動員的兵力由28萬人迅速膨脹為80萬人。從拿破崙戰爭的規模成長到接近二十世紀的標準。北德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的陸軍包含12個野戰軍指揮部：普魯士8個（第1到第8軍），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Schleswig-Holstein）第9軍，漢諾威第10軍，黑森（Hesse）—拿紹（Nassau）—法蘭克福（Frankfurt）第11軍，薩克森（Saxony）第12軍。這些野戰軍都同時包含現役與後備役兵力，從本身駐地徵召兵員。在柏林之外，這12個軍共有27個同等規模的師，與2個騎兵師。此外還有由軍管區加以組織的216個民兵營。
雖然軍隊的規模擴大，但陸軍並未使用全部的人力資源。全民兵役制規定3年的現役常備兵役，之後是4年的後備役，再來則是5年的民兵役。這12年構成戰時可動員的全部兵力。然而，在每年17萬合格入伍男子中，只有93000人被徵兵，因為1867年的陸軍法規定承平時期總兵力不得超過北德邦聯總人口的1 %上限。隨後數年，這個限制一直是軍力擴張的阻礙。
野戰軍的編制使普魯士陸軍的組織方式拓展到其他德意志邦國的軍隊，但普魯士參謀本部才是真正讓德國新陸軍產生一致性的要角。因應部隊的擴大，參謀本部也成長到101名軍官，其中46 %在柏林，54 %在部隊參謀部。參謀本部與部隊參謀部之間的關係變得更加中央集權，部隊參謀部仰賴本部提供專業知識與器材工具，參謀軍官待在本部受訓的時間也延長。
科學業務第二部門，又被稱為地理—統計工作組，由地圖測繪專家希多（Emil von Sydow）領導，地位變得更加重要，下轄鐵道管理與動員兩個局處。雖然在老毛奇為青年軍官的時代，測地部門是新進參謀必經的訓練，但1867年之後情況改變，只有三分之一的新進參謀由第二部門開始其職業生涯。這個部門的升遷速度較慢，而人員也傾向留在本部，不輪調到野戰部隊，這也加強他們自詡為技術專家的身份認同。地圖測繪任務也開始由民間專家，而非軍人來主導。
戰爭學院每年畢業的40人中，老毛奇會親自挑出12人左右進入參謀本部，由他個人加以考核一段時間，未通過者回到原屬單位任職。正式成為參謀本部成員者，在每次升遷時，都要依例下放野戰部隊參謀部。這種輪調旨在讓參謀瞭解部隊的真實狀況，並將老毛奇的作戰理念傳達至全軍。1870年時，每個野戰軍、軍團都有一位經由這個體系訓練出來的參謀長，維持全軍作戰指揮高度的一致性。
參謀現地調查、兵棋推演、演習，都將重心放在西線作戰區域（德法邊境），作戰計畫最基本的情報蒐集，也更加系統化與集中。希里芬便被派往巴黎，協助駐法武官掌握法軍的戰略規劃。一個特遣小組前往里昂（Lyon）觀察運往梅斯（Metz）的彈藥與其他軍需品的狀況；其他小組則偵察法國北部砲兵駐地，以及行軍路線上補充馬匹的地點，來瞭解敵軍砲兵部署計畫。第三個情報蒐集重點，在於瞭解阿爾及利亞的法國駐軍在戰爭動員後會如何調動的問題。
1867年11月，關於西線戰爭第一份詳盡的野戰軍動員訓令向各軍下達。每個現役野戰軍都配屬了相同比例的後備兵力。野戰軍戰鬥序列詳細規定了後備役與民兵的兵力組成，以及團級以上單位的後勤補給計畫。1870年時，每個野戰軍都由1個鐵道營支援，該營包含40名軍官、1540名士兵、3074匹戰馬、與670節車廂。民政官僚體系也奉命支援戰爭動員，省級政府要提供軍需供應站與軍餉辦公室的官員。郵局負責運作戰地郵政，商務部提供鐵路運輸，電報局管理軍用電報系統，司法部提供律師與法務人員成立軍事法庭。軍管區內的獸醫也被徵召為軍隊獸醫，公共衛生官員則成為軍醫官與藥劑官。
老毛奇與屬下13個軍參謀長共同制訂了第一套將所有部隊鐵路運輸加以規範的集結計畫。這一次軍隊的運輸計畫擁有最高優先權，動員期間，所有民間運輸一律暫停。當時德國有15條國營、33條民營、5條官民合資鐵路，在不同的所有者之間進行協調的工作十分龐大。
1867年11月時的兵推中，軍隊鐵路運輸計畫得用32天來將已動員的部隊送到行軍出發點。1868年縮短到24天，到了1870年1月，則只要20天，速度加快了60 %。老毛奇的作戰時間表安排，目標在將所有野戰軍同時送到戰場上。軍事理論上的戰爭警報概念，第一次能與精確的兵力數量結合。在西線戰場上，軍隊運輸計畫將用6條鐵路線，將4個軍團（每個軍團有2-3個野戰軍）送抵戰場。雙軌鐵路線每天單向發出18班列車，單軌鐵路線單向發出12班列車。從7月15日開始的20天，開出了1520班列車，在當時是極為龐大的運量。
老毛奇在普法戰爭中續用1866年時的部屬，而不管他們在現有編制中的職級。1870年7月戰爭爆發時，他只帶了15名參謀到戰場。除了兩名副官外，還有最重要的作戰處、情報處、鐵道處處長。
與法國統一由中央政府管理的鐵路系統相比，德國官民混合的系統在運量上遠為遜色，代表軍方需要更精密的規劃來彌補其不足。根據計畫時間表，動員令下達後第8天開始鐵路的集結運輸；到了8月3日，動員後第19天，主力部隊已集結完畢並可開始行軍。由於運量不足，3個軍的兵力未能包含在最初兩週半的運輸計畫中。這3個野戰軍分別來自東普魯士（East Prussia）、波美拉尼亞（Pomerania）、與西里西亞（Silesia），從7月26日才開始進入預定部署位置，在第2、3軍團後方擔任二線兵力。此外，另有1個步兵師與2個民兵師，鐵運北送擔任海岸防禦部隊。
動員後第27天集結行動完成，與擁有更大鐵路運量優勢的法軍相比，這樣的速度令人印象深刻。8月4日，德軍已幾乎完成所有部隊集結，而法軍甚至連動員都尚未完成。結果是開戰初期，德法兵力比為3：2，稍後更擴大為3：1。除了動員速度緩慢，法軍還有集結地點分散的問題。普法戰爭宣戰的一方，是拿破崙三世的法國。既然宣戰就該掌握主動權發動攻勢，攻勢行動最重要在於兵力集中，結果法國在這兩點上都失敗。主動權要透過比敵人更快的動員與集結來奪取，兵力集中則取決於集結區域在空間上的接近。法國中央集權又效率低下的動員體系，已經失去先機；而作戰計畫中考慮到縮短動員時間，規劃了被孚日山區分隔開的兩個集結區域，結果當德軍已向法國進軍，不論選擇那個方向都能取得數量優勢。9月1日，優勢德軍在色當（Sedan）逼迫法軍進行決戰，拿破崙三世兵敗被俘，基本上結束了戰爭。9月4日法國發生政變，推翻第二帝政，第三共和成立，法國人民拒絕承認戰爭結果，德軍開入巴黎。1871年1月，威廉一世於凡爾賽宮登基為德意志帝國皇帝，德國統一正式完成。
富勒（J.F.C. Fuller）曾批評，老毛奇將他的部隊帶到行軍出發點，然後就不再指揮，讓這些部隊自己去打仗。僅從事實上觀察，似乎有幾分道理。然而，老毛奇之所以在進行作戰部署之後，就將戰術行動留給戰場上的指揮官們，是因為他知道，這些指揮官都是固執的老將，無論如何總是會按照自己的方式作戰。但是，每一位指揮官身邊，都有一位經由參謀本部系統訓練出來的參謀長輔佐。而且，許多師長、與稍低層級的軍官，都曾在參謀本部受過訓練。在各種戰場情況下，總是會得出相當近似的判斷，顯示出參謀本部軍事教育巨大的成功。
當代的軍事研究將老毛奇的指揮管制創新稱為分權式（任務型）指管模式（Auftragstaktik）。這個模式的最大特色就是自發性（spontaneousness）：力量集中並非由上而下強加的恪守命令之結果，而是來自軍隊所有部門之間自發的合作。下級的行動並非由詳盡的指令與管制措施來指引，而是根據各級單位對整體任務的一致性理解。在這樣的系統中，指揮官掌控大原則，給予下級單位寬廣的行動自由，要求他們發揮積極性與主動性。由於決策權威的分散，以及下屬享有更多的行動自由，這個模式對各級指揮人員有更高的要求，軍事體系本身也要保證嚴謹統一的教育訓練。指揮與管制的權力帶有分散與非正式的性質。命令與計畫盡可能簡單扼要，其執行有賴下級主動進行必要的協調，基於高同質性的訓練而擁有的良好互相理解，使必要的資訊交換得以降到最低程度。透過決策的分權化，分權式指管模式尋求加速作戰步調，與提高應付快速變動戰局的能力。
完成了統一的德國，不僅震驚歐洲列強，也讓德國陸軍成為各國仿效的典範。與此同時，這個雄踞中歐的新國家，也陷入恆久的兩面受敵夢魘。未來七十年，德意志的命運都繫於此。
＊作者為加拿大魁北克大學蒙特婁分校政治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