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清楚法令的情況下，職災移工很容易接受10萬元的離譜條件，家鄉的沉重經濟壓力更是最後一擊。汪英達說，「他可能不是真的覺得這錢可以，只是家裡有人需要一筆錢，可能是哥哥死了要幫忙養小孩、付學費，當家裡有經濟需求、你沒錢了、未來工作也不一定能找，就先拿再說，我拿個10萬、20萬回去，家裡至少有錢……移工多數有貧窮處境，所以很容易接受這樣條件，但以法令來說，這是微不足道的數字。」
就是即便再三向移工解釋應有的權利，移工也時常就是拿一筆錢回去，這筆錢一下子就花完了，汪英達深感挫折：「他的傷跟病都還沒治好，很難找工作，影響他之後大半輩子家庭生活、經濟收入──這是永久的影響，你這隻手斷了，家庭以後就陷入愁雲慘霧了，斷隻手回去不可能進到任何地方工作，只能當個小販賣吃的勉強餬口，或沿街賣東西……」
「我會發現很無助，體制上對移工真的很不公平，要協助他們要花很大力氣、光要判定職災職業病要來回跑好幾次醫院，這還是很少數有機會有管道接觸到我們的移工，大部份沒有接觸到的，根本沒有辦法救他。」汪英達嘆。
「職災賠錢很正常，但外勞就會被貼上『死要錢』的標籤」
調解不成，就是上法院，然而陳秀蓮也說：「大部份法官同情工人、理解工人狀況，但仍有少數法官問話常有預設立場：是不是你不小心？你不戴手套？為什麼要把sensor關掉？」即便移工得以申請到法扶、有免費律師，證明職災的一路上仍是困難重重。
陳秀蓮碰過一個案件，是工廠怕機器太熱，廠方擅自拉了一堆電風扇來吹風降溫，致使滿地電線絆倒移工、摔斷手肘──以工廠安全來說，地面是不該有電線的，但當雇主隨口說出「外勞會怕熱，自己開電扇」這種話時，陳秀蓮說：「有些沒sense的法官，還真的相信你怕熱、你自己要吹電風扇、你不能怪雇主。」
陳秀蓮也遇過玻璃廠移工因為戴長手套會影響工作速度、被雇主禁止戴手套、最後不幸被巴士擋風玻璃剜掉手臂一大塊肉的案件，移工不是法律人，往往會在法庭上據實以答「我們平常沒戴手套」，對移工處境沒有敏感度的法官就會想「是你自己沒戴手套啊」，不會去思考「為什麼不戴」。通譯更是一大關鍵，TIWA總是堅持帶自己的通譯陪開庭，就是為了避免狀況被曲解。
即便走到職災賠償，極為現實的算式也讓移工難堪：「那好像是你去市場買豬肉，看要買五花肉還是松阪肉，用你身體功能做區別，拇指多少錢、小指多少錢，以前更不合理是還有分左右手……對工人來說，我已經要面對我身體變成這樣子了，那成本不是來算的，我後續生活重建可能也沒有被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