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r better or worse, Japan's COVID-19 success may be the result of peer pressure https://t.co/uzpecSttqK
— The Japan Times (@japantimes) June 7, 2020
但在龐大社會壓力下，從一開始的中國遊客、疫情中去酒吧遊玩的年輕人，到光顧柏青哥店的顧客，都成為輿論箭靶指向的「人民公敵」；日本各地更出現不少以「防疫」為名的「自制警察」，在店家門口張貼恐嚇字條強迫對方停業，從無孔不入的監視眼光也令店家感到毛骨悚然。
即使全日本目前皆已脫離緊急事態，但在東京目黑區開設烤鰻魚餐廳的佐生誠（音譯，Makoto Sasho）表示，即使顧客熱切要求餐廳重新開幕，但他本人還不打算開門迎接顧客，暫先專注於外送及外帶業務：「這是種新的生活方式......我們必須符合社會的期望，我知道我絕對承擔不起造成集體感染（的風險）。」
根本沒有防疫「絕招」？
而儘管日本的低檢測率為外界所質疑，中央政府甚至未針對新冠肺炎開設專門的疾控中心，亦沒有如南韓、新加坡利用高科技進行接觸者追蹤的疫調工作，但誠如日本「國立保健醫療科學院」健康危機管理研究部部長齋藤智也的投書所提及，地方上基層的公共衛生中心「保健所」在疫調過程居功厥偉—保健所的護理師平時便負責追蹤流感或肺結核等傳染病患者的接觸史，對追蹤工作相當熟悉，也使當局能迅速掌握疫情。
此外，當許多歐美國家仍對疫情隔岸觀火，在日本停泊的鑽石公主號（Diamond Princess）郵輪2月份爆發群聚感染事件，也令日本大眾迅速提高警覺，而專家提出的「避免3C（密閉、擁擠、密切接觸）環境」口號，也被視為比起一般社交疏離政策更為可行卻同樣有效的做法。
《紐時》與《彭博》（Bloomberg）則指出，專家學者針對日本疫情之謎提出的各種解釋，只證實了一件事情—也就是所謂戰勝疫情的「日本模式」，並非奠基於任一決定性手段，而是各種因素綜合的結果。
「如果只檢視死亡人數，日本的抗疫結果可說是相當成功，」早稻田大學教授田中幹人直呼：「但就連專家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
Japan has reported fewer deaths than other major nations and ended a state of emergency even while maintaining a low testing rate. It has focused instead on public education and containment of clusters https://t.co/yYEWqqCXku
— New York Times World (@nytimesworld) May 29, 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