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年代曾研究黃復興黨部的政大選研中心特聘研究員陳陸輝就指出,各眷村自治會是黃復興黨部重要的動員途徑,自治會平時打理眷戶的日常生活,細瑣如垃圾處理、環境整潔與維護公共設施,偶爾還舉辦團康、郊遊等娛樂活動,透過人際接觸來建立信任關係。
龔宜君分析,外省籍軍公教是國民黨優先結盟、吸收與滲透的對象,外省族群出現地理(眷村及退輔會機構)、職業(軍公教)、組織(特種黨部)上的區隔,使得外省籍人士在政治、經濟與社會活動上形成緊密的連帶關係。
當年陳陸輝就提及,黃復興黨部服從性高、投票率高,且經常支持國民黨候選人;在封閉的社會網絡中,任何一位眷村居民若想支持其他人,必定會遭受極大的壓力。但隨著外省第一代逐漸凋零,第二代、第三代到其他地區發展眷村外的人際網絡,眷村對於國民黨的支持度已不如以往。
陳菊深耕眷村,鬆動鐵票
中山大學政治所教授廖達琪則觀察到,各地眷村在二○○○年之後陸續搬遷、改建,原有的地緣關係與情感連帶式微。以高雄為例,陳菊在二○○六年打敗黃俊英之後,深耕眷村,資源下放到各個社區發展協會,已逐漸鬆動鐵票部隊。
廖達琪特別提到,眷村的國族認同已非鐵板一塊,國號、國旗、國歌等象徵符碼對於年輕世代的號召力都不如以往;加上立委選舉改成單一選區兩票制、國民黨減少責任區配票,黃復興黨部以「中華民國」或「中國」為主的選舉動員力自然大不如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