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前發生在中國的八九事件，堪稱中國當代史上少有的悲劇。儘管付出慘重的代價，但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是輸家：學生是輸家，中共的改革派也紛紛出局，中共自身的合法性和治理國家的能力也第一次受到嚴重的質疑和挑戰。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唯一一次被迫停滯長達兩年之久，此前十分有利的國際環境完全逆轉。這種所有中國人都是輸家的悲劇確是不能再發生了。
應該說，在所有解決問題的方案中，使用武力都是代價最高的。但未必是錯誤的。比如中華民族都期待兩岸和平統一，但假如和平統一無望，武力統一雖然成本很大，但卻是正確的選擇。對於八九事件來說也是同樣的道理。
改革開放保衛戰
改革開放是中國自1840年以來最為成功的一次現代化嘗試。今天的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在30%到50%之間。國民人均GDP超過八千美元，距世界銀行人均一萬美元即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標準不過一步之遙（預計2020年）。
中國也是全球第一貿易大國、第一製造業大國、第二對外投資國、210種工業產品產量全球第一、財富五百強中國110家企業入榜，僅次於美國、高鐵里程超過世界三分之二。中國的移動網絡支付額是美國的五十倍、人民幣尚未自由兌換就已經成為特別提款權。全球十大銀行中國有四，全球十大港口中國有八。
軍事上是除美國之外唯一擁有兩艘航母的大國，也是唯一獨立擁有太空站的國家。每年出國旅遊的國人超過1.2億人次，國內旅遊人數更是高達不可思議的44億人次。
可以說中國正處於全面超越西方的階段，日新月異。這一切都歸功於鄧小平開創的改革開放。
然而假如當年中國共產黨失敗，中國肯定不會再有改革開放，也不會有今天的輝煌成就。
實行西方民主一定是災難
曾有很多人問，中國如果那時如同前蘇聯和東歐一樣採用西方的民主制度，難度就一定會比改革開放的道路差嗎？
如果以當時中國的條件和西方的歷史發展為鑒，答案則是不僅會失敗，更將是一場災難。
1989年的時中國，人均GDP不到四百美元，可以說是赤貧國家。同時中國的城市化率不到百分之二十，也就是說依然是一個純粹的農業國家。當時的中國剛剛從文革中走出來不過十年，文革的影響依然巨大，中國的法治建設只不過剛剛起步。還有非常重要一點的是，中國一直都是一個帝國形態的多民族國家。
根據西方的民主理論，「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摩爾），這是西方民主制度的經濟基礎。今天當西方由於全球化、經濟金融化、智能技術進步導致的中產階級萎縮之時，西方極端的左右政治力量立即迅速崛起就是明證。1989年時的中國尚是一個農業國家，哪來的中產階級？
美國學者福山在《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考察了西方的民主發展史，認為先有法治才能有成功的民主。可以說先有優質法治才可能有優質民主。他對今天中國民主化的建議也是「中國應該先加強國家法治基礎，讓政黨能受到法治管轄，在這個前提下才有可能有後續民主的發展。」但1989年時的中國，法治建設剛剛起步，遠遠不具備這個條件。
另外根據人類迄今為止的歷史，有「兩個凡是」現象：凡是成功的西方國家，都是在在實現工業化之後才搞民主的。凡是在實現工業化之前就搞民主的，沒有一個能成為發達國家的。到現在這一規律仍然沒有任何人打破。這也是為什麼印度一獨立就搞民主，至到現在仍然遠遠落後於中國。亞洲四小龍之所以能夠跨入發達國家行列，恰是對西方這一路徑的模仿。1989年時的中國大規模工業化還剛剛開始，直到今天仍然處於工業化的中後期，也還沒有最終完成。
至於一個多民族國家的因素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從實證的角度，民主無法解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問題。英國、加拿大、西班牙、土耳其一直面臨著其他族裔的獨立訴求，或暴力或以公投的方式尋求獨立。由於實行民主而立即解體的多民族國家則包括前蘇聯、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印度獨立時建立了英國式民主制度，但隨後巴基斯坦就獨立出去。中國不僅是一個多民族國家，而且還是有著強大而悠久的「大一統」文化，統一是中華民族的最高價值，根本不可能接受國家分裂。
所以在一個沒有中產階級、法治建設剛剛起步、沒有完成工業化還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如果搞民主，只能是災難。共產黨對八九事件的處理方式，實際上把中國從動亂浩劫中解救出來。 這就是為什麼把一個貧窮彈丸之地新加坡成功帶入最發達國家行列、備受美國歷代領導人尊敬的李光耀多次公開稱讚中國的處理方式。他還認為：「中國不會成為一個自由的西方式民主國家，否則就會崩潰。」
明治維新作借鏡
日本是通過明治維新走向現代化的，是其近代最重要的轉折點，得到了日本國內外的高度肯定。然而，由於改革過於激烈和缺乏公正，僅明治維新前十年，就發生了一百九十多次農民起義，都被殘酷的鎮壓下去了。後來更發生利益受損的武士階層為主的內戰，死亡數萬人，史稱西南戰爭。要知道這場戰爭還是由明治維新三傑之一、而且也是三傑中最受日本人喜愛與尊敬的西鄉隆盛所領導。一個明治維新的主要推手都站到其對立面，足見當時改革的激烈程度。
儘管如此，歷史並沒有因為明治維新鎮壓過農民起義和引發死亡慘重的內戰而否定明治維新。
相對於明治維新，中國的改革開放成就遠比其巨大，付出的代價也遠遠比它小，特別是中國沒有像日本一樣給世界造成巨大災難。為什麼各界不能像對待明治維新哪樣對等中國的改革開放？
道德淪喪是工業化階段必然現象
還要說的是，許多反對者認為鎮壓六四導致了中國的大規模腐敗和道德淪喪、信仰缺失。但事實上中國1992年重啟改革開放後出現的這些問題和六四處理並沒有關係。而是一個國家工業化階段的必然現象。
美國工業化階段是其兩百多年歷史上最腐敗的時期，假冒偽劣橫行，拜金主義至上，所以也被後世稱為「鍍金時代」。其他發達國家如英國、法國等皆不例外。根據總部在德國的透明國際排名，今天的印度、俄羅斯、泰國、印尼、墨西哥、巴西、烏克蘭等轉型國家，腐敗都非常嚴重，而且多數都超過中國，原因就在於此。
至於是否道德淪喪，哪麼我們不妨想一想2008年汶川地震時，災區人民主動無償獻血，出租車司機免費載客，全國人民自發前往救助和援助。如果這是一個道德淪喪的國家，怎麼可能會出現這一幕？如果中國是道德淪喪，哪麼2005年美國發生卡崔娜颶風災害時，災區陷入無政府狀態，劫匪橫行，當著警衛隊和警察的面大肆燒殺搶掠和強姦，又算什麼呢？甚至應該承擔維持治安責任的當地警察有200人在國難之時辭職又是什麼呢？
當然這並不是說身為執政黨的共產黨沒有什麼責任。如果不是1988年價格改革失敗、嚴重的通貨膨脹和出現的腐敗，怎麼可能發生出此大的抗議事件？如果不是執政黨內發生分裂，遲遲制訂不出一致的應對方案，一場危機何以發展到要付出如此代價才能解決的地步？
不過正如恩格斯所說的：「每一次歷史的災難都是以歷史進步為補償的。」六四之後，中共進行了深刻了反思，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改進。一是徹底從革命型政黨、意識形態政黨和理想主義色彩的政黨轉型為執政黨。二是把一切不穩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狀態。這包括更謹慎的處理經濟問題、更迅速的回應民意、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讓知識精英分享更多成果以及效仿西方應對民眾抗議建立武警體系。三是完成了權力交接的制度化。
正是這三個方面的改進，八九之後中國共產黨黨內再也沒有路線之爭，也沒有出現最高領導層的分裂和對抗，知識群體對體制的認同感上升。政治上的穩定為經濟的高速發展創造了前提。從而確保近三十年來再也沒有出現八十年代頻繁出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動蕩。
從大歷史的角度，一個國家轉型的時候最易導致各種矛盾激化，有時矛盾就是無法調和，就難於以和平的方式解決。為了國家的整體利益和未來，只能以不得已的方式來應對，這是一個國家轉型不得不付出的成本，是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不得不經歷的一個「坎」，是迫不得已但也是正確的歷史選擇。我也相信，隨著歷史的發展，總有一天中國各界都會一致理性和正確的面對這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