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哥大胡適選了杜威兩門課：一門是「倫理學之宗派」，另一門是「倫理學和政治哲學」（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胡適說他非常喜歡「倫理學之宗派」那一門課。這一門課啟發他決定了博士論文題目：「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亦即「先秦名學史」。胡適在其《口述自傳》裡說：「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得益於杜威的影響。」胡適認為：「杜威對有系統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的瞭解。他也幫助了我對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術和史學家的治學方法，諸如『考據學』、『考證學』等等。〔這些傳統的治學方法〕我把它們英譯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證據的探討）。」胡適還說：「在那個時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沒有人）曾想到現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 我之所以能說出這話來，實得之於杜威有關思想的理論。」
胡適有時講到杜威，也會講到赫胥黎治古生物學法則，這個法則有時也叫做「薩迪法則」（Zadig Method）。胡適在其《口述自傳》裡特別強調這個法則正是杜威所指出的法則，也正是約翰．彌爾在十九世紀所說的，每個人在每日工作中所應用的法則。推理思想並非科學家在實驗室內所專用； 科學的法則只是把人類常識上的法則紀律化而已。胡適說：「近幾十年來我總歡喜把科學法則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總是一直承認我對一切科學研究法則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式的理解，是得力於杜威的教導。」威廉．詹姆斯敬仰彌爾，杜威亦然。胡適在《胡適文存》及《口述自傳》對杜威這位恩師是感恩不盡的，而且他是真心的。
＊作者湯晏，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青年胡適，1891-1917》（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