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在其《口述自傳》裡說：「在我所有的教授之中我特別希望一提的是約翰．杜威和厄德諾教授。在我轉學哥大之前我已經認識了厄德諾教授。」厄德諾教授是一種新宗教「倫理文化運動」的發起人。「這一新宗教的基本觀念是相信人類的品格和人類的本身行為是神聖的，但是他是無神的； 也沒有什麽神學來做其理論根據。」當胡適還在綺色佳的時候，他曾與幾個猶太同學組織了一個倫理俱樂部，其中二位一個是羅拔‧卜洛特（Robert Plant），另一個是哈魯‧芮治曼（Harold Riegelman）。胡適與芮治曼二人同樣是從康乃爾轉學到哥大的，他進法學院，胡適進研究所念哲學。當胡適在一九五八年撰寫《口述自傳》時，卜洛特已死了，芮治曼尚健在，在紐約做律師。胡適把芮治曼介紹給蔣廷黻，蔣廷黻的遺囑以及退休後為了他第二任妻子沈恩欽向移民局交涉申請居留，這些手續都是由芮治曼經手。芮治曼是共和黨員，曾一度角逐紐約市市長，但沒有成功。
VI
現在我們回頭來再談杜威。胡適在他晚年的《口述自傳》裡說：「杜威教授當然更是對我有終身影響的學者之一。在我進哥倫比亞之前，我已經讀過約翰．杜威、查理．皮爾士和威廉．詹姆斯等〔實驗主義大師〕的著作。我轉學哥大的原因之一便是因為康乃爾哲學系基本上被『新唯心主義』（New Idealism）學派所占據了的緣故。」所謂「新唯心主義」又叫做「客觀唯心論」（Objective Idealism），是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思想家葛里茵（Thomas Hill Green）等由黑格爾派哲學中流變出來的。康乃爾的哲學系師生動不動就拿「實驗主義」來批評一番，杜威就是他們經常在討論課上批評的對象。胡適說他們雖然唱反調但對杜威仍然十分敬重。胡適因為聽多了這些對杜威及實驗主義的批評，於是他對杜威的學說漸漸地發生了興趣。因而盡可能多讀實驗主義的書。他說：「在一九一五年的暑假，我對實驗主義做了一番有系統地閱讀和研究之後，我決定轉學哥大去向杜威學習哲學。」
杜威在哥大，是實驗主義的三位大師中碩果僅存的一位。威廉．詹姆斯卒於一九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那一年他死的時候，胡適正在太平洋上赴美途中。皮爾士死於一九一四年四月，正是胡適在康乃爾哲學系畢業那一年。胡適如果醉心實驗主義，他沒有選哈佛而上哥大是正確的。杜威的著作是胡適所傾慕的，但杜威口才不好，不善辭令。學生都說他是一個poor lecturer，他講課枯燥乏味，他的大弟子史奈德（Herbert Schneider）的回憶就是這樣說的，胡適也有同樣感覺。胡適說：「他講課極慢，一個字一個字的慢慢的說下去」，「但是聽講幾個星期之後，我們也就可以領略他那慢慢地所講的課程了。他雖然不是個好演說家或講師，我對他用字的慎重選擇以及對聽眾發表意見的方式則印象極深。」
胡適在哥大時，杜威住在哥大附近河邊大道四三一號。杜威夫人艾莉絲（Alice）每一個月會辦一次茶會，邀請一批朋友和學生來雅集小聚。胡適說他們這批學生很喜歡參加這種茶會，在這種招待會裡，他們會看到紐約文化圈內一些陰陽怪氣的長髮男人與短髮女子。受邀參加星期三下午招待會的杜威學生，都認為這是很難得的機會。
唐德剛在其譯筆之餘，加了一個注解。這個注解有幾個小錯誤，我認為我應該簡單地在這裡說明一下，給讀者一個交代。唐德剛在注解裡說：「杜威在這個公寓內（指河邊大道四三一號）一直住到一九五二年他九十三歲老死為止。」這是錯誤的。艾莉絲於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病逝後，杜威就不願意再住在那裡。他先後住在紐約市百老匯大道二八八○號（2880 Broadway），及東六十二街一二五號（125 East 62nd Street）。晚年（一九四六年）與羅慰慈（Roberta Lowitz）結婚後他們住在第五大道九十七街口，前面是中央公園。
唐德剛在同一注解裡又說：「二次大戰後，杜氏以八七高齡，居然續絃，討了位四十二歲的年輕夫人。杜先生當然不能再生孩子了； 他二人乃領養了兩個義大利孤兒。」其實羅慰慈在與杜威結婚之前已在加拿大領養了一個比利時難民的小孩，是男孩，後來又領養這個男孩的姐姐。唐德剛又說：「杜氏年逾九十之後，仍然神志清明，著述不停，至死方休，也真是名符其實的怪傑。」這幾句話也與事實不符。杜威在八九十歲以後，年老力衰，多病，每況愈下，大都由羅慰慈悉心照顧，經常進出醫院住加護病房，不然就是住在養老院，他也很少住在紐約了（唐德剛要能看得到杜威則更是難上加難），如果去東部，他們都住在賓州羅慰慈自己的農場。羅慰慈很有錢，她父母死後，得了一部分遺產，她哥哥死後及前夫死後又得了一大筆遺產，所以她非常富有。杜威晚年喜歡暖和的陽光地帶，所以他們常去夏威夷、加勒比海、佛羅里達或亞利桑那。
唐德剛在此注解第二段說：「一九二七年杜威喪偶，但是他的招待會仍繼續進行。一次一位中國學生，不善飲酒，卻偏好兩杯； 不意一時酩酊大醉，竟在杜威臥榻之上鼾睡起來。等到酒醒之後，他所看到的，不是『楊柳岸，曉風殘月』，卻是杜老頭的鬍鬚飄飄。他居然與杜大師同榻睡了一夜。一時傳為趣談。」這一段故事真假如何，不詳，我存疑。唐德剛還在同注解最後一段說：「筆者震於杜威大名，於一九四八年進入哥大之後，亦常與同學二、三人趕著去『看杜威』； 不用說那都是受了《胡適文存》的影響。」他暗示（implied）他去看過杜威。我讀了這段話有意見，我認為他說的不是真話。
杜威本來與兒子弗瑞德（Fred）、媳婦伊莉莎白（Elizabeth）及女兒艾芙琳（Evelyn）、露西（Lucy）、珍（Jane）等關係都很好，與伊莉莎白及小女兒珍尤其特別親近，很談得來，可是自從他與羅慰慈結婚後，情形就完全不一樣了。第一，羅慰慈與杜威家人不睦，常爭吵，這是一般人家常有的家務事。杜威站在羅慰慈這一邊。當杜威來紐約，兒子、媳婦及女兒要見杜威，這是人之常情，可是有時卻遭擋駕，問理由，羅慰慈答說：「John要休息。」（意思是杜威要休息，不要擾騷他）羅慰慈對付杜威的朋友或過去的學生（有的已是名教授了），也是這般鐵面無私，一視同仁。杜威於一九三九年八十歲退休。唐德剛於一九四八年才到美國，唐是一個研究生，杜威已是八十九歲高齡了，退休了十年且不常在紐約，即使在紐約，他也不住在河邊大道，唐德剛怎能「亦常與同學二、三人趕著去『看杜威』」呢？唐德剛不是杜威的朋友也不是他的學生，他們是陌生人，難道羅慰慈忘掉「John要休息」，讓他去見這三個陌生的中國人嗎？我百思不得其解。如果唐先生想用文字來愚弄讀者，這就不應該了。
最後我想回應本章開頭提問，亦即胡適為什麼「看中」杜威，做為本章的結束。胡適在其《口述自傳》裡說：杜威「對我之所以具有那樣的吸引力，可能也是因為他是那些實驗主義大師之中，對宗教的看法是最理性化的了。杜威對威廉．詹姆斯的批評甚為嚴厲。」胡適讀了威廉．詹姆斯的名著《信仰的意志》，覺得宗教色彩太濃，不是很喜歡，他對「杜威的多談科學少談宗教的更接近『機具主義』（Instrumentalism）的思想方式比較有興趣」。胡適接著舉出幾個杜威思想如何影響他自己思想的例子，他說他在選修杜威的「倫理學之宗派」之前，已經讀過杜威的著作。其中一篇題為「邏輯思考的階段」，收入在《實驗邏輯論文集》（Essays in Experimental Logic）。在這篇論文裡，杜威認為人類和個人思想的過程都要通過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固定信念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裡，人們的觀念和信仰都是固定的、靜止的。外界不能動搖。第二個階段是一個破壞和否定主觀思想的階段。這一派是以古希臘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的詭辯派（Sophists）為代表。他們觀察萬物一切以人為中心，這一階段杜威名之為「討論階段」（Period of discussion），即藉由好辯與公開討論，導出合乎邏輯的思想，胡適說：「這一點使我大感興趣。」第三個階段是從「蘇格拉底的法則」朝向「亞里斯多德的邏輯」發展的階段。胡適說：「杜威對蘇格拉底〔求知〕運動的詮釋，頗多溢美之辭。但是對亞里斯多德『三段論式』的邏輯，則頗多微詞。」第四階段即是現代的歸納實證和實驗邏輯。
在哥大胡適選了杜威兩門課：一門是「倫理學之宗派」，另一門是「倫理學和政治哲學」（Moral and Political Philosophy）。胡適說他非常喜歡「倫理學之宗派」那一門課。這一門課啟發他決定了博士論文題目：「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亦即「先秦名學史」。胡適在其《口述自傳》裡說：「我治中國思想與中國歷史各種著作，都是圍繞著『方法』這一觀念打轉的。『方法』實在主宰了我四十年來所有的著述。從基本上說，我這一點實得益於杜威的影響。」胡適認為：「杜威對有系統思想的分析幫助了我對一般科學研究的基本步驟的瞭解。他也幫助了我對我國近千年來──尤其是近三百年來──古典學術和史學家的治學方法，諸如『考據學』、『考證學』等等。〔這些傳統的治學方法〕我把它們英譯為evidential investigation（有證據的探討）。」胡適還說：「在那個時候，很少人（甚至根本沒有人）曾想到現代的科學法則和我國古代的考據學、考證學，在方法上有其相通之處。我是第一個說這句話的人； 我之所以能說出這話來，實得之於杜威有關思想的理論。」
胡適有時講到杜威，也會講到赫胥黎治古生物學法則，這個法則有時也叫做「薩迪法則」（Zadig Method）。胡適在其《口述自傳》裡特別強調這個法則正是杜威所指出的法則，也正是約翰．彌爾在十九世紀所說的，每個人在每日工作中所應用的法則。推理思想並非科學家在實驗室內所專用； 科學的法則只是把人類常識上的法則紀律化而已。胡適說：「近幾十年來我總歡喜把科學法則說成『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我總是一直承認我對一切科學研究法則中所共有的重要程式的理解，是得力於杜威的教導。」威廉．詹姆斯敬仰彌爾，杜威亦然。胡適在《胡適文存》及《口述自傳》對杜威這位恩師是感恩不盡的，而且他是真心的。
＊作者湯晏，美國紐約大學歷史系博士。著有《民國第一才子錢鍾書》、《葉公超的兩個世界：從艾略特到杜勒斯》、《蔣廷黻與蔣介石》，本文選自作者新著《青年胡適，1891-1917》（春山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