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眾只聚焦於死節者的忠義與英雄主義，便抹煞了戰時破壞與殘酷的記憶。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後，新的一批革命烈士取代了被前朝旌表的那些人。原本被用來紀念太平天國戰爭死難者的祠祀，也都改弦更張，轉而紀念為建立中華民國而死的人。有關太平軍及其對手清朝的文本與故事，凡是不符合新說法與時俱進的，都被曲解或忽視。肯定太平軍英雄行徑的材料，則在海外的圖書館裡被重新發掘，或是憑空捏造出來。十九世紀中葉那些貌似為了清王朝而捐軀之人，在二十世紀時顯得既不革命也不進步，因而在現代中國史的主流論述中變得無足輕重──這些主流論述對戰爭、王朝、太平軍，甚至對於死者的評判，都做了一百八十度逆轉。從民族大義出發的新願景想像，掩蓋了無意義的暴力，掩蓋了情感，掩蓋了失去。原先那些紀念死者的方式，如今已不再有意義。與當初方志編纂者的用意背道而馳，對戰爭死難者的記憶消失了。
十九世紀中國的這場內戰，常常被寫成一部傳記，講述一位夢想家如何掀起第一場革命運動的故事。然而，檢視這場戰爭對人產生的後果，或許能夠改變我們對於這個時代的理解，迫使我們重新思考我們一貫以來過於重視革命、國家、民族，以及那種將當時的人劃分為要麼效忠於「太平」、要麼效忠於「清」的簡單粗暴做法。對很多當時的人而言，效忠的意義既不絕對，也非常不穩定。
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過去還是現在，中國十九世紀中葉這場戰爭從來沒有被用中立的態度討論過；它的命名無可避免地蘊含著政治立場。在這一點上，它與美國內戰很相似，後者也有著許多種稱呼，其中大多都對應到不同的政治陣營與地域關係上。清廷及其盟友以「髮賊」、「髮逆」來蔑稱他們的敵人，以「長毛」來貶稱其軍隊，即便這個對手在政治、領土上都已確立政權，清廷在稱呼上也從不承認這一事實，以免長其氣燄。朝廷也稱其為「粵匪」、「粵寇」，因為這場運動的領導人和最初的追隨者都來自於廣東、廣西兩省。這場戰爭也被稱為「洪楊之亂」（因為太平軍的兩名領袖一位姓洪，一位姓楊）或「紅羊之亂」。目擊者將他們的經歷稱之為「劫」，將其與佛教中帶來的末日災難相提並論，或是把自己描述為生活在烽火連天的時代。支持叛軍的人們一開始把他們的團體稱為「拜上帝會」；而當他們氣勢如虹之後，便將其改稱為「太平天國」。這一稱謂包含了中國與基督教經典中各自用來指涉烏托邦的語彙（「太平」與「天國」）。
在一九四九年中共革命建國以前，這場事件同時並存著正面與負面的稱呼，並會因當下的政治需求或作者的立場而被選擇性地使用。在中國，在半個多世紀裡對這場戰爭最常用的稱呼是「太平天國革命運動」。而在英語世界，我們無意間（至少是未經思考地）採用清朝的角度，幾乎一直都稱其為「太平之亂」（Taiping Rebellion）。 十九世紀中葉並存著幾種相互衝突的稱呼：親太平軍的外國人稱其為「起義者」（insurgents）或「革命者」 （revolutionaries）；而我們今日幾乎無可避免地採用的「叛亂」（rebellion）一詞，則反映了當時英、美決心與清朝同一陣線的立場。 基於戰爭造成的平民傷亡程度以及交戰雙方所說要「滅絕」對方的用語，或許更恰當的說法，是稱其為一場「全面戰爭」（total war）。若根據這場戰爭的打法，我們也許可以稱其為反叛者與鎮壓者之間的戰爭，或是「內戰」 （civil war）。採用內戰一詞，也讓我們不再把這個十九世紀的中國案例當成一個奇異或獨一無二的特例，而看到在許多方面，它與不同時間、地點發生的其他事件都具有可比性。藉由將之重新命名為內戰，我們也可以重新聚焦於戰爭造成的損害和破壞上，而不只是關注一個人及其信眾所持的那些奇特願景或意識型態。內戰一詞可以讓我們摒棄潛在的價值判斷，並超越那些將國家重要性置於個人及集體苦難之上的敘述，超越那些橫掃一切的政治與道德敘述。
這場戰爭既艱辛，又混亂。在地方上，團練、盜匪、戰俘、傭兵，以及地方駐軍都參與其中，他們當中有許多牆頭草，並非可靠的盟友。只有在相對較小的程度上，這才是場清廷鎮壓一群來自廣西、受宗教煽動的叛亂集團的戰爭。戰爭使得鄰人反目、家庭離散，戰爭也破壞了朝廷許下的護民承諾：朝廷的軍隊與團練橫衝直撞，所過之處，焦土連天。戰爭導致了道德、社會及政治上的混亂無序，因此人們必須重新釐清各種範疇，儘管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或者正因如此，人們更需要釐清它們）。戰爭也進一步削弱了王朝統治的合法性；弔詭的是，這反而更需要人們在戰後努力表達忠誠。戰時的損失，至少短時間內在民眾中激發出了對王朝復原的渴望。
＊作者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東亞研究所主任。主要研究清朝歷史，研究方向包括城市史、文化史、社會史和女性史。曾於2007-2018年擔任《清史問題》（Late Imperial China）期刊主編。曾著有《清初揚州文化》一書。本文選自作者新著《躁動的亡魂：太平天國戰爭的暴力、失序與死亡》（衛城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