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計學理論支持執法種族臉譜化
種族臉譜化在一些地方是合法的，一些地方不合法卻是潛規則。它之所以被很多人指責卻長期存在，關鍵原因是種族臉譜化不能說全無道理。有人用統計學來合理化對犯罪的預期：如果犯罪統計中五○％罪犯都是黑人，那麼在相同情況下，黑人的危險性確實可能更大。這叫貝葉斯統計（Bayesian Statistics）。
正是這種執法上的種族臉譜化，令黑人不成比例地成為警暴受害者。假設佛洛伊德是個白人，他相當可能會避免一死。種族臉譜化也令黑人犯罪率在統計上高於實際比例，因黑人犯罪更多地被注意和統計，進一步支持種族臉譜化的統計學理論基礎。
第三，警察暴力問題難以解決還有體制上的因素。二○一六年美國掀起「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兩黨在這個問題上立場迥異，民主黨站在支持運動的一方，川普（Donald Trump）和共和黨則以「人人的命都是命」（All Lives Matter）回敬。共和黨對警察的支持得到警察的歡心，無疑加劇警察針對黑人的暴力氛圍。
但平心而論，即使民主黨上台也無法改變這個問題。民主黨主政地區，針對黑人的警暴，並不比共和黨主政的地區要少。這次佛洛伊德事件的發生地，無論是明尼蘇達州還是明尼亞波利斯市，都是民主黨執政。
有人用民選政府目光短淺，只在乎自己任期的政績，解釋為什麼即使支持黑人民權的民主黨，也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但在明尼亞波利斯，民主黨主政已幾十年，顯然任期短也不是很好的理由。
真實原因是，警察部門是典型的「深層國家」（Deep State）。美國行聯邦制，各州有自己的警察體系，不但沒有「全國一盤棋」，連「全州一盤棋」也沒有：在各州沒有統一的警察機構。警察政出多門，各縣市都有自己的警察部門，通常直屬地方政府，彼此間沒有上下級關係，各地警察部門都是自成體系的小團體。這種結構很難打破。
疫情也是導致暴動的因素之一
警察有很強的世襲性，一家幾代都是警察的情況並不罕見（和消防部門類似），警察內部又強調紀律、服從和同袍之義，又有警察公會串聯，容易抱團形成認同上的共同體。有的警察部門領導人由選舉產生，但候選人都是從警察內部產生，熱心的投票者也都是警察；有的警察部門領導人由地方政府任命，但人選也大多從警察內部選拔。
地方政府對警察部門最有影響力的管理方式只有撥款，如這次拜登（Joe Biden）提出施加壓力就是不撥款（defund）。姑且不說不撥款不可行（會被警察公會起訴違憲），靠減少撥款也很難動搖警察部門長年累月積聚下來的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