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在疫情下的社會問題，對其他國家來說不應只是談資，更應被看做一種警示：如果不是美國而是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大國，事件的資訊很難被全面披露。
美國明尼蘇達州黑人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因被懷疑使用偽鈔而被白人員警在街頭用膝蓋跪在頸部，導致窒息而亡。這一事件引發了遍布全美的示威遊行，其中不乏暴力事件。
美股並未因事件有負面反應
首都華盛頓特區，示威者經過的街道兩旁，除了店鋪櫥窗被砸爛外，建築外牆也寫上標語，從中可以看出示威者的訴求。除了要求重判殺人警官、為黑人群體爭取正義外，還有“Capitalism is racism”（資本主義就是種族主義）、“Let the rich pay”（讓富人埋單）等。
示威者在多個州衝進超市、商店搶劫商品。寬容的美國人認為這是黑人群體對自身長期處於社會底層、訴求得不到回聲、尊嚴和生命屢遭踐踏的生存狀態以暴力回應。
如果僅以種族主義的角度理解此次全國示威，那怎麼理解參加暴力和搶劫的白人動機呢？多個來源的新聞圖片和影片中可以看到，參加暴力搶劫的雖然主要是黑人，但也有其他族裔參與其中。
種族主義自美國建國以來就一直伴隨社會，此次全國性示威放在當下看雖然暴露了諸多社會問題，但若與一九九二年洛杉磯暴動、六八年席捲全國的民權運動影響力相比，仍然不可同日而語。
隨著身分政治成為民主黨的主流論述，美國社會在過去十幾年裡已更加習慣種族問題演變成的全國性事件，就連美國股市對此次事件也沒有負面反應。
但把這次事件放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可以看出美國社會底層在經濟衰退時的脆弱程度。
佛洛伊德生前最後一份工作是明尼蘇達州一個拉美餐廳的服務員，同時兼職卡車司機。疫情開始後，明尼蘇達頒布居家令，佛洛伊德因此失業。他此前的命運與其他數百萬美國黑人的典型命運並沒有很大不同。由此也可以理解參加搶劫的其他黑人憤怒：當經濟困境遭遇生命威脅時，再也不用擔心會失去什麼。因疫情而失業的白人也混水摸魚參與搶劫，洩憤的同時也撈到一些「好處」。
不是換個總統就能解決的事
即使沒有佛洛伊德事件，在龐大的疫情失業人口和長期以來的種族問題交織下，爆發其他底層衝突事件的概率也非常高。佛洛伊德事件只是深度社會問題的扳機，給了人們宣洩憤怒的藉口。
總統川普（Donald Trump）的應對讓局勢更加糟糕，他要求軍隊出動平息局面，遭到軍方高官和地方州長的拒絕。四位在世的前總統紛紛表態反對，甚至有美國網民將川普的建議與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做對比。
如果說，二○一六年川普當選是美國社會問題的一個症狀，那麼二○年的川普已經成為加重美國社會危機的一個原因。在美國這個允許持槍又繼承了自由主義傳統的國家，一旦軍隊進行鎮壓，勢必激起跨種族的聯合反抗，傷亡無法想像。
黑人在美國的境遇不是一朝一夕能解決的問題。或許每一次種族事件能使更多人關注美國黑人的境遇，但美國黑人的「貧窮陷阱」是代際傳遞的，長期的個人、家庭、社群經濟上的貧困和教育、工作等機會缺失，導致黑人的發展是一個全面而複雜的問題，單純靠換一個總統、給黑人一大筆轉移支付（如失業救濟金）也只是杯水車薪。
如果美國無力在眼下解決種族問題，至少可以先解決眼前的問題：加強社會安全網。這包括為低收入階層提供與新冠疫情相關完全免費的醫療、全面的低收入和失業生活保障金、長者與兒童的額外補助，同時也需要動員社區在疫情期間進行更密切的虛擬社交，以緩解精神層面的孤獨感。
美國選民或許已經習慣從社會內部觀察美國的局勢。如果從國際角度來看，在應對疫情時，川普與中國互相指責、試圖淡化疫情的嚴重性等，已經使川普在道德外交（moral diplomacy）上失去了包括德國在內的許多傳統盟友支持。
道德外交是美國上世紀自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以來就一直延續的外交方式之一，它說明美國與盟友建立密切的關係，也使美國在許多非民主國家成功建立了價值吸引力。川普在新冠問題和國內種族問題上雙雙失分，將使美國進一步失去它的道德形象，這對美國的國際實力來說無疑是一次重擊。
如在中國訊息很難被披露
美國在疫情下的社會問題，對其他國家來說不應只是談資，更應被看做一種警示：如果不是美國，而是其他的小型民主國家，發生種族或階層衝突，受到的國際關注不會像美國這樣多；如果不是美國而是中國這樣的非民主大國，則事件的資訊很難被全面披露。
但這並不意味著問題不存在──中國最近一周內，多地接連發生了幾起行兇傷人案，死傷多人。希望隨著媒體報導，更多關於凶案的資訊可以被公眾了解。到那時我們才會知道，在太平洋的另一端，社會底層是否也經歷了沉默的憤怒，並把怒火燒向無辜的同胞。
＊作者為哈佛大學碩士，曾在馬來西亞從事東南亞政治諮詢、在香港擔任政治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