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吃驚地發現，一個和台灣伴侶一起在台灣生活了35年的人，在法律意義上卻仍然是台灣的陌生人，因為他們的關係不被法律承認，所以畢安生也無法享有原本台灣人享有的公民權利。
除了這些標誌性的事件，推動觀念改變的，還有無數普通人堅持不懈的努力。
從2003年開始，台北就每年舉行全亞洲規模最大的同志驕傲大遊行，影響力輻射到中國大陸和其他許多亞洲地區。當然，還有無數的集會，無數的抗議，無數的對質，無數的被質疑之後的勇敢回擊。
我有幾個台灣的朋友，經常在Facebook上上看到他們用業餘時間製作貼紙和標語牌分發。做這些小事的人，可能無法在歷史留名，但是如果不是成千上萬個普通人這樣默默無聞的付出，任何運動都無法成形。
當然，還有許多藝人和明星，也在用他們自己的影響力，在推動大眾的觀念改變。比如蔡依林，張惠妹，小S，楊丞琳，黃麗玲，這些都是我們很熟悉的例子。平時不覺得，但真的數一數，發現台灣的女明星裡，願意發聲的人，竟然這麼多。
反觀中國大陸，似乎沒有。
所以，總結一下，台灣的婚姻平權運動能夠取得成功，不外乎是這樣一個過程：先有走在時代之前的領袖人物挺身而出，然後是無數其他人默默跟隨，用自己的方式各自出力。先有行動，然後才有觀念的更新。觀念的更新，又感召著更多的人投入其中付出行動。這是一個相輔相成，良性循環的過程。
只是，平等的觀念不會如水銀瀉地，迅速地覆蓋每一寸土地。它更像一條小溪，蜿蜒曲折地流轉，可能要很久很久，無數條小溪匯聚在一起，才能聽到浪潮的聲音。即使時至今日，台灣仍然有許多人偏執極端地反對婚姻平權。還有許多家長，跑到學校和教育部門抗議，要求學校不再用性別平等教育的教材，擔心這些教育會帶壞他們的小孩。
我的一個台灣朋友這樣寫道：
「這樣的家長，認為只要把他們眼裡的爭議教材退出校園，自己的小孩便能平安順利地長大，卻沒想過他們口中的爭議，是有些人得以平安，順利長大的唯一機會，而那甚至也都有可能會是他們自己的小孩。」
你可能會覺得，性少數群體的權益，和你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常常看我公眾號的朋友會知道，我對平等和權益的話題非常關注。其中一部分原因，大概是因為我在美國生活的時候，第一次體會到了成為弱勢群體的感覺，也第一次對「身份」（標識）這個詞有了感同身受的切膚認知。
原本從來沒有意識到身份問題的我，到了美國以後卻一下子跌到了邊緣，成了美國人口中的「少數族裔」，成了和所謂「主流社會」（主流）相對應的「弱勢群體」 ，成為了這個社會的「他者」。
我在美國的一個中國同志朋友曾經和我說過一件事，有一次他和朋友手牽手在拉斯維加斯的大街上走，聽到有人在背後衝著他們叫嚷，「亞洲人」意思是，看啊，這兩個「亞洲基佬」。(註：基佬為粵語中對男同志的蔑稱)
他們回頭一看，原來是一群白人小孩，面目天真無邪，可是眼神和語氣裡又分明透著惡意。我的朋友說，他一輩子都忘不了那一天，因為那是一種雙重的歧視，既因為他的性向身份，也因為他的族裔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