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最近在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瀕危的亞洲世紀〉（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一文。李顯龍指出，亞洲國家目前正為對抗新冠肺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創造一個更安全及繁榮的區域等諸多難題，忙得不可開交；而美中關係對亞洲的安全及繁榮至關重要，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都與美中兩國緊密相連，不願選邊站，美中的戰略決定也將塑造嶄新的國際秩序。因此李顯龍呼籲，美中兩國放下分歧，共同合作建立穩定和平的國際秩序。
李顯龍的話，道出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心聲，因為不是只有新加坡面臨「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困境。俗語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但今天中美結冤不僅是兩個強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還涉及到兩名政治強人的權力需求，要解開這個結，恐怕不是那麼容易。一般認為，權力是政治學中最核心的概念，而目前川普及習近平都面臨政治學者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所說：「誰能得到什麼，何時得到，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的問題。
與習近平相比，川普看來必較急迫，因為時間並不全然站在他那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費雪（Max Fisher）指出，川普長期以來羨幕強人政治，他曾讚揚俄羅斯總統普丁是擁有「非常強大的控制權」的男人，亦曾表示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的暴力鎮壓，展示了「權力的力量」；而現在，費雪形容川普開始「品嚐強人的滋味」，他威脅將派遣軍隊至未能平復暴亂的各州。
川普的表現是一種憂慮失去權力的心理反應。《華盛頓郵報》／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Washington Post-ABC News）6月2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拜登的民意支持度比川普高出10個百分點，53％的登記選民支持前副總統，而不是現任總統。《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盧斯（Edward Luce）指出，從川普頻發推特和壓制投票可看出他的恐慌和悲觀，能讓他免於落敗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拜登自己犯錯，一是經濟大幅反彈。拜登雖常辭不達意，但新冠肺炎疫情減少他和選民接觸時自曝其短的機會；至於美國經濟，根據勞工部資訊，5月非農就業人口大增250萬人，失業率也從4月破新高的14.7％降至13.3％，看來似有逐漸回溫的跡象；但新冠疫情未歇，加上種族問題引發社會動亂，經濟前景仍有待觀察，此時不容樂觀視之。
習近平面對的難題不比川普少。今（2020）年是中共預計達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一年，也是為明（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打好基礎的重要一年。習近平沒有選舉壓力，但這些目標的達成，攸關其在中共「20大」延任的合理性。經濟學者估計，中共今年的經濟成長須至5.6％，才能達到「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但受疫情及國外經濟情勢影響，中共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卻年減6.8％，為三十年首次負成長，故達成目標的難度很大。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引用的貧困數字，和習近平說法不一，但有可能反映的就是實際情況。中共不設今年經濟成長目標，這是維穩的作法。
執政者面對國內困境時，以「出口轉內銷」的策略轉移民眾注意力，是國際政治常見的一副教戰手則。川普認為手中握有「反中牌」，希望把這張牌的邊際效應，發揮到最大的程度。為了組成「國際反中聯合戰線」，川普暫時攔置其單邊主義的偏好，對外爭取他國支持。例如，川普認為目前G7峰會格局「已經過時」，因此他在重新籌備的G7峰會中，打算額外邀請澳洲、印度、南韓及俄羅斯與會。拉攏印度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印邊界最近爆發軍事衝突，讓雙方的緊張關係升高。
除此之外，無論是在南海、香港和臺灣問題方面，川普的政策行為已日益接近中共劃下的紅線。美國務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六四」前夕，不尋常地公開展示他與民運人士的合照，挑明反中「有圖為證」。2013至2017年之間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萊斯（Susan Rice）表示，「無論怎樣，在競選期間拿中國做文章是一項老掉牙的策略，然而在這樣緊張的時期，這樣做尤其危險，因為它加劇了國內對亞裔的敵意，使執政更加困難，並可能走向代價高昂的冷戰─或更糟的結果。」
由於中美及兩岸關係的緊張，有關臺海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和時機問題，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美國國防部前中國、臺灣、蒙古科科長唐安竹（Drew Thompson）日前分析，由於中共要統一臺灣的聲浪越來越大，而臺灣輿論又明顯不接受「一國兩制」，中共很可能在五年之內對臺動武，時間大概會在2024年。唐認為，第一，這與2022年中共「20大」結束後，中共黨內的權鬥有關；第二，蔡英文有可能會在她第二任期的最後一年，也就是2024年，製造「臺獨」的重大事變。我認為唐安竹的說法，在研究兩岸問題的群體中，有部分的代表性；但這類說法忽略了美國因素，以及中美關係起的關鍵作用。
中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日前撰文指出，無論今年美國大選何黨獲勝，短期內很難調整當前對中政策，美中關係恐陷困境，需待2022年後，方有商討「新框架」的可能。我同意袁鵬的看法，並認為新框架有助於進行臺海危機的管控對話。但在2022年之前，即從現在到美國大選前這不到半年期間，以及大選後到中共「20大」這段期間，應該是影響臺海和戰的兩個重要時段。前一時段的主角是川普；後一時段的主角是習近平。臺灣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有未雨绸繆的打算。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6月7日向全國演說，說明2019新冠疫情對新加坡的影響，表示疫情幾乎使全球經濟停滯不前，今後的世界將不再那麼繁榮，或許有更多紛爭。他認為，當一些國家排外情緒高漲，新加坡仍將保持冷靜及開放的態度，並照顧人民的福祉。
李顯龍演講的目的是向新加坡人民喊話，要他們別害怕、別氣餒，面對挑戰、克服困難，持續大步向前。反觀今天的臺灣，高雄罷韓本來是涉及市長和市民的承諾問題，但因政黨惡鬥因素的介入，民主政治的過程演變成社會激情的對抗。臺灣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能產生團結對外的內部凝聚力嗎？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