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春山觀點:中美難「結」難「解」

2020-06-11 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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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呼籲,美中兩國放下分歧,共同合作建立穩定和平的國際秩序。(資料照,美聯社)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呼籲,美中兩國放下分歧,共同合作建立穩定和平的國際秩序。(資料照,美聯社)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最近在期刊《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瀕危的亞洲世紀〉(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一文。李顯龍指出,亞洲國家目前正為對抗新冠肺炎、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創造一個更安全及繁榮的區域等諸多難題,忙得不可開交;而美中關係對亞洲的安全及繁榮至關重要,大多數亞洲國家的經濟都與美中兩國緊密相連,不願選邊站,美中的戰略決定也將塑造嶄新的國際秩序。因此李顯龍呼籲,美中兩國放下分歧,共同合作建立穩定和平的國際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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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美聯社)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美聯社)

李顯龍的話,道出大多數亞洲國家的心聲,因為不是只有新加坡面臨「兩大之間難為小」的困境。俗語說「冤家宜解不宜結」,但今天中美結冤不僅是兩個強國之間的戰略競爭,還涉及到兩名政治強人的權力需求,要解開這個結,恐怕不是那麼容易。一般認為,權力是政治學中最核心的概念,而目前川普及習近平都面臨政治學者拉斯威爾(Harold Lasswell)所說:「誰能得到什麼,何時得到,如何得到」(Politics: Who Gets What, When, How)的問題。

與習近平相比,川普看來必較急迫,因為時間並不全然站在他那邊。《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費雪(Max Fisher)指出,川普長期以來羨幕強人政治,他曾讚揚俄羅斯總統普丁是擁有「非常強大的控制權」的男人,亦曾表示中共在天安門廣場的暴力鎮壓,展示了「權力的力量」;而現在,費雪形容川普開始「品嚐強人的滋味」,他威脅將派遣軍隊至未能平復暴亂的各州。

川普的表現是一種憂慮失去權力的心理反應。《華盛頓郵報》/美國廣播公司新聞頻道(Washington Post-ABC News)6月2日公布的民調顯示,拜登的民意支持度比川普高出10個百分點,53%的登記選民支持前副總統,而不是現任總統。《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盧斯(Edward Luce)指出,從川普頻發推特和壓制投票可看出他的恐慌和悲觀,能讓他免於落敗的只有兩件事,一是拜登自己犯錯,一是經濟大幅反彈。拜登雖常辭不達意,但新冠肺炎疫情減少他和選民接觸時自曝其短的機會;至於美國經濟,根據勞工部資訊,5月非農就業人口大增250萬人,失業率也從4月破新高的14.7%降至13.3%,看來似有逐漸回溫的跡象;但新冠疫情未歇,加上種族問題引發社會動亂,經濟前景仍有待觀察,此時不容樂觀視之。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有望代表民主黨角逐白宮大位,但22日他發表關於非裔美國人的言論遭到強烈砲轟(美聯社)
美國前副總統拜登有望代表民主黨角逐白宮大位,依民調顯示,拜登的民意支持度比川普高出10個百分點。(資料照,美聯社)

習近平面對的難題不比川普少。今(2020)年是中共預計達成「脫貧攻堅」、「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一年,也是為明(2021)年中共建黨百年,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打好基礎的重要一年。習近平沒有選舉壓力,但這些目標的達成,攸關其在中共「20大」延任的合理性。經濟學者估計,中共今年的經濟成長須至5.6%,才能達到「全面脫貧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但受疫情及國外經濟情勢影響,中共第一季經濟成長率卻年減6.8%,為三十年首次負成長,故達成目標的難度很大。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引用的貧困數字,和習近平說法不一,但有可能反映的就是實際情況。中共不設今年經濟成長目標,這是維穩的作法。

執政者面對國內困境時,以「出口轉內銷」的策略轉移民眾注意力,是國際政治常見的一副教戰手則。川普認為手中握有「反中牌」,希望把這張牌的邊際效應,發揮到最大的程度。為了組成「國際反中聯合戰線」,川普暫時攔置其單邊主義的偏好,對外爭取他國支持。例如,川普認為目前G7峰會格局「已經過時」,因此他在重新籌備的G7峰會中,打算額外邀請澳洲、印度、南韓及俄羅斯與會。拉攏印度的目的昭然若揭,中印邊界最近爆發軍事衝突,讓雙方的緊張關係升高。

除此之外,無論是在南海、香港和臺灣問題方面,川普的政策行為已日益接近中共劃下的紅線。美國務卿蓬佩奥(Mike Pompeo)在「六四」前夕,不尋常地公開展示他與民運人士的合照,挑明反中「有圖為證」。2013至2017年之間擔任國家安全顧問的萊斯(Susan Rice)表示,「無論怎樣,在競選期間拿中國做文章是一項老掉牙的策略,然而在這樣緊張的時期,這樣做尤其危險,因為它加劇了國內對亞裔的敵意,使執政更加困難,並可能走向代價高昂的冷戰─或更糟的結果。」

由於中美及兩岸關係的緊張,有關臺海爆發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和時機問題,已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美國國防部前中國、臺灣、蒙古科科長唐安竹(Drew Thompson)日前分析,由於中共要統一臺灣的聲浪越來越大,而臺灣輿論又明顯不接受「一國兩制」,中共很可能在五年之內對臺動武,時間大概會在2024年。唐認為,第一,這與2022年中共「20大」結束後,中共黨內的權鬥有關;第二,蔡英文有可能會在她第二任期的最後一年,也就是2024年,製造「臺獨」的重大事變。我認為唐安竹的說法,在研究兩岸問題的群體中,有部分的代表性;但這類說法忽略了美國因素,以及中美關係起的關鍵作用。

中共「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袁鵬日前撰文指出,無論今年美國大選何黨獲勝,短期內很難調整當前對中政策,美中關係恐陷困境,需待2022年後,方有商討「新框架」的可能。我同意袁鵬的看法,並認為新框架有助於進行臺海危機的管控對話。但在2022年之前,即從現在到美國大選前這不到半年期間,以及大選後到中共「20大」這段期間,應該是影響臺海和戰的兩個重要時段。前一時段的主角是川普;後一時段的主角是習近平。臺灣必須「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有未雨绸繆的打算。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6月7日向全國演說,說明2019新冠疫情對新加坡的影響,表示疫情幾乎使全球經濟停滯不前,今後的世界將不再那麼繁榮,或許有更多紛爭。他認為,當一些國家排外情緒高漲,新加坡仍將保持冷靜及開放的態度,並照顧人民的福祉。

李顯龍演講的目的是向新加坡人民喊話,要他們別害怕、別氣餒,面對挑戰、克服困難,持續大步向前。反觀今天的臺灣,高雄罷韓本來是涉及市長和市民的承諾問題,但因政黨惡鬥因素的介入,民主政治的過程演變成社會激情的對抗。臺灣面對外部環境的變化,能產生團結對外的內部凝聚力嗎?

*作者為淡江大學中國大陸研究所榮譽教授;亞太和平研究基金會、遠景基金會首席顧問。本文原刊《美麗島電子報》,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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