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是李鴻章個人的看法，而是那個時代絕大部分士大夫們的看法。
一直呼籲在中國實施議會政治的鄭觀應，曾言道：
「古人名物象數之學，流徙而入於泰西，其工藝之精，遂遠非中國所及」。
這與中國第一任駐柏林公使劉錫鴻的觀點，可謂異曲同工。劉在親眼目睹了西方文明之後，如此自欺欺人：
「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順，重洋慕化……今英國知仁義之本，以臻富強，未始非由久入中國，得聞聖教所致。」
劉錫鴻一心擁抱儒家道統，鄭觀應醉心於議會政治。無法放棄「帝國文化中心觀」，卻是那個時代，絕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共同特徵。
幼童們的中文學習並無問題。容閎希望他們承擔起締造「少年新中國」的使命，學好中文是必須的。
負責管理幼童的陳蘭彬、吳嘉善們，指責幼童改穿西服、剪除辮子，乃至加入基督教，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背叛。
這種指責看起來頗為「光明正大」「義正言辭」，但真正惹怒他們的，其實是「文明的細節」。
比如，1879年，吳嘉善接任留學監督後，幼童們被招到華盛頓使署中，接受教訓。諸生謁見時，均不行拜跪之禮，釀成一起嚴重事件：
「（僚屬金某）大怒，謂各生適異忘本，目無師長，固無論其學難期成材，即成亦不能為中國用。具奏請將留學生裁撤。」
正是這位吳嘉善，後來多次向李鴻章報告，指責幼童背叛了中國傳統文化，即便成材，對國家也將毫無益處，不可能承擔起朝廷交給他們的「取西人器數之學，以衛吾堯舜禹湯文武周禮之道」的「時代重任」。
歸國的思想犯
幼童們對半途被迫回國，深感遺憾和痛苦。更痛苦的是，離開10年之後的歸來，等待他們的不是榮耀，而是恥辱和排斥。
幼童黃開甲曾幻想，當自己歸來時，祖國會張開溫暖的雙臂擁抱自己：
「當我們溯江而上遙望上海時，曾幻想著熱烈的歡迎在等著我們，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國伸出溫暖的手臂擁抱我們！……想像中的歡迎，使我們越發激動。」
然而，現實卻只有淒涼：
「船頭劃開揚子江平靜而黃色的水波，當靠碼頭時，那船弦碰岸的巨響，才驚醒我們『烏托邦式』的幻夢。
「人潮圍繞，但卻不見一個親友，沒有微笑來迎接我們這失望的一群。……為防我們脫逃，一隊中國水兵，押送我們去上海道台衙門後面的『求知書院』。
「求知書院已關閉十年了，迷信的人們相信此處常有幽魂出現，驚恐的中國同胞言之鑿鑿，大門十年未開啟，牆壁剝落，地板骯髒，石階滿布青苔，門窗均已潮濕腐爛。
「當你跨進門檻，立刻黴氣熏鼻，這些陰暗似乎象徵我們的命運。入夜，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那潮氣由地上磚縫中冉冉升起，使我們衣衫盡濕，一種昏沉襲罩著我們，這種侮辱刺痛著每個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學監督頭腦中荒誕不經的思想，使我們學未成而強迫返華。
「如同狗之吠月，我們無能為力。望著滿布蛛網的牆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觸到的潮濕，正是我們的被褥。我們的床就是兩條板凳上擺一塊木板，這種簡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對我們的招待。」
